南宋诗人吴惟信知名度不高，但他的《苏堤清明即事》却脍炙人口：“梨花风起正清明，游子寻春半出城。日暮笙歌收拾去，万株杨柳属流莺。”诗虽短小，容量却很大，从白天写到日暮，既追思了“苏堤”修筑者苏东坡，又描写了人们踏青的热闹，把清明节的西湖描绘得宛如人间天堂。

这不奇怪，连“欲断魂”的唐代著名诗人杜牧清明日也不忘到“杏花村”里喝杯酒。不过，与扫墓、踏青、喝酒等构成古代清明节重要内容的，还有防疫。南宋诗人张炎《朝中措·清明时节》最后两句“折得一枝杨柳，归来插向谁家”告诉现代人，古人清明节还用“插柳戴柳”方式“防疫”。

唐代文学家段成式笔记小说《酉阳杂俎》前集卷一“忠志”条曰：“三月三日，（唐中宗）赐侍臣细柳圈，言戴之免虿毒。”北宋孟元老史料笔记《东京梦华录》卷七“清明”条谓：“清明节，寻常京师（开封）以冬至后一百五日为大寒食。前一日谓之‘炊熟’，用面造枣（食固）飞燕，柳条串之，插于门楣，谓之‘子推燕’。予女及笄者多以是日上头……轿子即以杨柳杂花装簇顶上，四垂遮映……”南宋文学家周密《武林旧事》卷三“祭扫”条曰：“都城（杭州）人家，皆插柳满檐，虽小坊幽曲，亦青青可爱，大家则加枣于柳上……”明代文学家张岱《夜航船》卷一说，“今小儿清明戴细柳圈”源于唐，目的是“带之免虿毒瘟疫”。

清代富察敦崇史料笔记《燕京岁时记》不仅交代清代人延续“戴柳”习俗，还引北宋教育家吕希哲《岁时杂记》阐述了“清明”定义及当日“戴柳”肇始者：“万物生长此时，皆清净明洁，故谓之清明。至清明戴柳者，乃唐高宗三月三日祓禊于渭阳，赐群臣柳圈各一，谓戴之可免虿毒。今盖师其遗意也。”其实，魏晋南北朝时，人们就已“插柳防疫”了。北魏农学家贾思勰《齐民要术》中就有“取柳枝著户上，百鬼不入家”的说法。

古人缘何将“柳”当作防疫“神器”？东汉史学家班固《白虎通》卷四十三“崩薨”条引春秋《含文嘉》说：“天子坟高三仞，树以松；诸侯半之，树以柏；大夫八尺，树以栾；士四尺，树以槐；庶人无坟，树以杨柳。”地位极低的“柳”却代表了最低层老百姓心声，作防疫“神器”群众基础强大；柳是春回大地的急先锋，喜光、喜湿、耐寒，适应性和生存能力强，用它防疫寄托“生”的愿望；春天的柳枝确有药用功效。东晋医学家葛洪《肘后方》、唐代医学家许仁则《子母秘录》等诸多古代医书对柳枝、柳叶、柳絮、柳芽的医药作用均有记载，唐代医学家王焘辑录的《外台秘要》介绍得更具体：“每朝杨柳咬软枝头，蘸药揩齿，香而光洁。”看来，古人清明“插柳戴柳”防疫包含了复杂的情感意蕴。

清明是二十四节气之一，但它带有节日的氛围。早在先秦时期，先民便形成一套适应季节变化的“月令制度”，踏青、荡秋千、踢蹴鞠、插柳戴柳等可视为古人在大自然发生季节转换过程中，对大自然的一种积极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