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对颜书的推崇是无以复加，他将颜书与杜诗相媲美：“颜鲁公书雄秀独出，一变古法，如杜子美诗，格力天纵，奄有汉魏晋唐以来风流,后之作者，殆难复措乎!”苏轼所说的“一变古法”指的正是颜真卿改变了初唐以来书坛被王羲之书风笼罩的局面，开创了雄浑壮美的新书风。

颜书自宋季以降一直备受习书者青睐，经久不衰，一直到今天，颜书仍是大家取法的对象。黄庭坚对颜书有更明确的论述：“二王以来，书艺超逸绝尘惟颜鲁公、杨少师，相望数百年，若亲见逸少。”

《与蔡明远帖》局部

在苏轼和黄庭坚等人的眼里，颜真卿可以与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相比，颜真卿引“篆籀法”入楷、行书，丰富了书法发展的脉络，可以说扭转了之前以“二王”为宗的单一发展格局。和前三家不同，米芾对颜真卿的评价主要着眼于颜真卿书体本身，并不掺杂对其人品的加分。

他对颜楷字有微词，对其行书给予了很高的评价：“颜鲁公行书字可教，真便入俗品。”虽然人品效应和技法在颜真卿书名传播过程中有积极的意义，但这些很大程度上均依赖于他在政治上的影响。

三、颜真卿形象演变原因探析

颜真卿的形象由唐至宋的转变，不仅在于唐史中通过“安史之乱”对其忠义形象进行的描述，更是统治者为维护国家统一对其形象所赋予的教化功能，以及“宋四家”对其书法成就的推崇，使得其形象慢慢由忠臣向书法家转变。

1.“安史之乱”对颜真卿的重要意义

五代后晋时官修的《旧唐书》是现存最早的系统记录唐代历史的一部史籍。据新旧唐书记载，“安史之乱”的爆发是颜真卿政治生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在平定“安史之乱”的过程中，颜真卿“大飨士城西门，慷慨泣下，众感励”。

《多宝塔碑》局部

颜真卿用自己的实际行动给士兵做了榜样，并慰劳士兵，有利于振奋军心，赢得斗争。在面对李希烈和其爪牙的威逼利诱时，他高呼：“老夫耄矣，曾掌国礼，所记诸侯朝觐礼耳!”他在危难关头也不忘自身的职责，坚决不妥协，展现了他作为忠臣敢为名节无畏牺牲的民族大义。“安史之乱”使得颜真卿成为家喻户晓的忠臣的同时也有利于其书名的广泛传播。

2.史书中的忠义形象在社会上的教化作用

宋季民族矛盾突出，政局混乱，颜真卿的忠贞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某种政治教化意味，颜书也有了“成教化、助人伦”的色彩，从而得以广泛流传，影响深远。颜真卿的忠烈品格符合统治阶级意志，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对于颜真卿的评价，书品与人品的关系是个不可回避的问题，一直以来就有过不少争论。

《多宝塔碑》局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