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传统绘画中，“山水”是文人画中最为常见的一种视觉图像。所谓寄情于山水，实则承载着艺术家们对自然、社会、历史以及人生的关注和感悟，因而其孕育着深厚的文化思考，并极具符号意味。山水画在中国艺术的传统里一直属于精英文化，其背后所具备的哲学思维也使其在世界艺术传统中占有独一无二的地位，但是，20世纪中国的传统山水画在西学的刺激下，开始有了巨大的变化。

齐白石(1864—1957)是近代中国画史上知名度最高的画家之一，其多绘花鸟虫鱼，艺评亦大多视他为一位花鸟画家。白石老人的山水画数量明显较少，其“非正统”的画风在民国初期的中国画坛也较不受到青睐，甚至曾被许多保守派贬抑。1922年，陈师曾(1876—1923)带着齐白石与其他画家的作品到东京参加中日联展，齐的画在东京卖得很好，尤其山水画。2012年，日本京都国立博物馆展出“中国近代绘画与日本”之特展，其海报特别以日本抗战时期日本间谍收藏的齐白石之《宋法山水图》为宣传重点。本文将以此为出发点，分析齐白石山水画在近代中国美术史所展现的意义，同时探讨收藏文化的差异。

宋法山水图齐白石轴纸本墨笔

171.8cm×89.6cm1922年(日本)京都国立博物馆藏

一、齐白石的师友墨妙与其早期绘画的发展

齐白石出生于湖南湘潭杏子坞一个贫穷的农家，在近代中国画史上，齐白石可以说是表现原创性最强，也是最成功的画家之一。俗谚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可见师友对一个人的影响有多大。光绪十五年(1889)是齐白石艺术生涯中重要的转折点，那年他因为一张嫁床的制作，遇到了他艺术生涯中第一位贵人与老师——胡沁园(1847—1914)。齐白石跟着胡沁园学画，学的是工笔花鸟草虫。此外，胡沁园还介绍了一位湘潭有名的山水画家谭荔生给齐白石，要齐白石跟他学画山水。胡沁园的外甥王训(号仲言)，也和齐白石成了好友，齐白石初学诗文，多得益于他的帮助。[1]齐白石因此由一位民间画工逐渐进入到文人的行列。

光绪二十一年(1895)，王仲言和其好友黎松安、齐白石等七人组织了一个诗会，取名“龙山诗社”，人称“龙山七子”，并由齐白石担任社长。由于胡沁园和诗社友人多有收藏书画，齐白石在耳濡目染之下也开始写字画画，《山水条屏》(1893—1894)与《龙山七子图》(1894)等就是齐白石此时期的山水画作品。这两件画作的布局、技法与风格反映出清初“四王”“正统派”画家的影响，尤其是当时画坛流行的王翚(1632—1717)画风。

山水条屏齐白石条屏纸本设色

94cm×19.5cm无年款辽宁省博物馆藏

因为胡沁园之故，齐白石又认识了湘潭许多文人名士，如郭葆生、王湘绮(1832—1916)等。在胡沁园本人及其亲朋圈的影响下，齐白石不仅接受了中国文人画和文人思维的训练，且在精神气质上也深受胡氏影响。[2]

光绪壬寅年(1902)到宣统己酉年(1909)的“五出五归”是齐白石山水画转变的关键，期间他应夏午诒之邀，游历了西安、北京、桂林、广州等地，走遍了大半个中国，途经的风景名胜包括华山、庐山、桂林山水等。齐白石在远游归来后的第二年(1910)，整理了他的写生稿，绘成其著名的《借山图》。[3]

1917年，因为湖南连年兵乱，齐白石辞别父母妻子，独身前往北京卖画，先住友人郭葆生家，后因复辟之变，到天津租界避难，六月底才又返回北京。这是齐白石生平第二次到北京，也在此期间认识了陈师曾、陈半丁(1876—1970)和姚华(1876—1930)等人。[4]陈师曾特别喜爱齐白石的《借山图册》，认为它与众不同，画格很高，其有诗题

《借山图》：

囊于刻印知齐君，今复见画如篆文。

束纸丛蚕写行脚，脚底山川生乱云。

齐君印工而画拙，皆有妙处难区分。

但恐世人不识画，能似不能非所闻。

正如论书喜姿媚，无怪退之讥右军。

画吾自画自合古，何必低首求同群。

陈师曾曾对其友胡佩衡(1892—1962)说：“齐白石的借山图，思想新奇，不是一般画家能画得出来的，可惜一般人不了解。”[5]

1917年底，齐白石听说家乡乱事稍定，遂出京南下返家，1918年全年在家乡。后来，家乡兵乱更加严重，齐氏乃下定决心定居北京。1919年3月初，齐白石第三次来到北京，并从此定居。是年八月十五日，白石老人在其日记中写道：“余作画数十年，未称己意，从此决定大变，不欲人知。即饿死京华，公等勿怜，乃余或可自问快心时也”。[6]可见当时齐白石的画作在北京画坛并不受到重视。同年八月十六日，白石老人又写道：“余昨在黄镜人处获观黄瘿瓢画册，始知余画犹过于形似，无超凡之趣，决定从今大变。人欲骂之，余勿听也。人欲誉之，余勿喜也。”[7]

根据齐白石后来的回忆：

我那时的画，学的是八大山人冷逸的一路，不为北京人所喜爱。除了陈师曾以外，懂得我画的人，简直是绝无仅有。我的润格，一个扇面，定价银币两元，比同时一般画家的价码，便宜一半，尚且很少人来问津，生涯落寞得很。师曾劝我自出新意，变通办法，我听了他话，自创红花墨叶的一派……[8]

相关研究指出：陈师曾在日本留学时(1902—1909)，有机会观摩到清初个性画家八大山人(1626—1705)和石涛(1641—约1718)等人之作品。1910年代末期，东亚地区兴起了重新评价自身传统的风潮，当时日本美术界就对石涛、八大山人等个性画家极为推崇。这个发现启发陈师曾鼓励年轻人或其好友要突破清初“四王”的束缚，发展自己的风格。[9]

1922年(齐白石60岁)可以说是白石老人艺术生涯重要的转折点。那年春天，陈师曾跟齐白石说日本两位著名画家荒木十亩(1872—1944)和渡边晨亩(1867—1938)来信邀他带作品，参加在东京府商工奖励馆举办的第二届中日联合绘画展览会，叫齐白石预备几幅画。齐白石因为在北京卖画的状况不甚好，有此机会，他当然乐于遵从，就画了几幅山水画，让陈带去。[10]白石老人日记写道：

余以旧破纸二尺长画山水，着紫色桃花最多。陈师曾为余携去日本，卖价二百五十元。使余且愧，尤觉不能舍此画也。[11]

其后来又回忆：

陈师曾从日本回来，带去的画，统都卖了出去，而且卖价特别丰厚。我的画，每幅就卖了一百元银币，山水画更贵，二尺长的纸，卖到二百五十元银币。这样的善价，在国内是想也不敢想的。……经过日本展览以后，外国人来北京买我画的很多。琉璃厂的古董鬼，就纷纷求我的画，预备去做投机生意。一般附庸风雅的人，也都来请我画了。从此以后，我卖画生涯，一天比一天兴盛起来。这都是师曾提拔我的一番厚意，我是永远忘不了他的。[12]

虽然我们目前无法获得当时齐白石所展出的作品为哪些，但是从上述可以知道齐白石的画(尤其山水画)是因为被日本藏家肯定后，才被中国画坛开始注意。

齐白石在北京的师友圈中对其艺术生涯影响深远的除陈师曾外，还有林风眠(1900—1991)与徐悲鸿(1895—1953)等人。

林风眠及其夫人于1925年自法国学成归国，次年出任北京国立艺术专门学校校长兼教授之职。该校原为北洋军阀势力所控制，1926年2月教育部接管后，改为国立艺术专门学校(以下称“国立艺专”)。该年9月，法国画家安德烈•克罗多(AndréClaudot,1892—1982)[13]应林风眠之邀请到该校任教，并担任西画系主任。[14]1927年，林风眠不顾许多中国画教员的反对，聘请齐白石到国立艺专教授中国画，并为他上课时预备一张藤椅，下课时亲自送到门口，对齐氏极为尊重。[15]因此因缘，齐白石和安德烈•克罗多有了交集。克罗多在北京期间，最使他津津乐道的就是结识齐白石。他十分喜欢齐白石的画，不但购藏了几幅他的作品，还请白石老人为自己刻了“克罗多”三字的中文名章。[16]白石老人在自述中也回忆说：

有一个法国籍的教师，名叫克利多(按：即克罗多)，还对我说过：他到了东方以后，接触过的画家，不计其数，无论中国、日本、印度、南洋，画得使他满意的，我是头一个。他把我恭维得了不得，我真是受宠若惊了。[17]

1927年7月，林风眠辞去国立艺专之职，并在当时大学院院长蔡元培(1868—1940)的任命下，成立了杭州国立艺术院，法国教授克罗多也随着林风眠到杭州开始了新的美术教育。

除陈师曾和林风眠的赏识外，徐悲鸿是齐白石的另一位知音。1928年底，徐悲鸿任北京国立艺专的校长时，曾三访齐白石，请他继任中国画教授，两人也因此成为忘年之交。徐悲鸿后来辞职赴南京，与齐白石一直保持着书信往来，并不断购买齐白石的画。在齐白石山水的推介上，除陈师曾外，徐悲鸿也是重要的推手之一。1932年，中华书局出版了《齐白石画册》(图3)，该画册是由徐悲鸿所编。[18]值得注意的是，该画册所收录的作品，多是当时北京画坛传统国画派不重视的山水画。徐悲鸿在该书中作序，称赞齐白石：“其道几矣，由正而变，茫无涯，何以知之?因其艺至广大，尽精微也。”[19]在此，我们发现一个相当有趣也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同为近代中国绘画改良派巨擘的徐悲鸿和林风眠，虽然两人的艺术理念和风格完全不同，但他们对白石老人独特鲜明且富创新精神的绘画风貌，却一样推崇与赞赏。

1932年徐悲鸿为齐白石在中华书局出版的《齐白石画册》封面及徐悲鸿作的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