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对各类植物的观察而创造出的象形字，是汉字系统中的一个重要版块。

在几千年前，先民们生活的区域草木繁茂，树木丛生，说先人们生活在众林包围之中一点儿也不夸张。在前一篇动物字中我们还提到过，大约在在5000到9000年前，中原地带也就是现河南一带，还是一片温暖湿润的居住区，连大象都在这里生活过，这一点古汉字“豫”的构造就能看出。

气候温润给了生物良好的生长空间，生物的丰富性也给人类的生存与文明进步提供了基础。

先人在与植物共同依存的过程中，逐渐了解它的习性，掌握了植物分布、生长的相关知识。前面我们说大禹分“九州”，一部分是根据动物的活动轨迹和区域来确定版块，同时，“九州”的植被和土壤也应该是其进行版图规划的依据之一。这个说法在《禹贡》中能找到痕迹。《尚书·禹贡》中，九州的土壤和植被有详尽记录，那是为人们发展生产服务的，同时也说明在如此遥远的时代，先民们对植物便有了详尽的观察和系统的纪录。

随着生产力发展和文明进步，人们对植物进行更科学更系统的运用便是顺理成章的事情。陕西半坡遗址等地的考古中发现当时的谷壳与谷粒，这说明早在六千多年前的新石器时期，种植适应当地气候的原生植物在北方地区已经能够见到。同一时期，南方的河姆渡文化也发现了水稻栽培的痕迹，这是有关水稻栽培最早的记录。

南方种水稻，北方种小米和黍，这种情形和现在也基本一致。

与此同步的，便是和米、禾、黍、稻等同步的甲骨文字。北方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发现了适于北方种植的作物，与之对应的文字是禾、黍、麦等，这些植物的象形文字出现得更早一些。南方种植的水稻，在记录中便出现得晚一些，且水稻的“稻”字的初文用了不同图像的会意组合，而不是单纯对水稻的象形描摹。我们知道，会意是文字发展相对高级一点点时出现的文化创造，“稻”字的构字形态与其出现时期，与其南方系农产物的身份很相符，是符合文字发展的变化规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