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老舍先生回到北京，积极投入到新中国的建设事业。他在人民政府和文艺团体中担任着许多重要职务，工作很忙，但他依然把改革和发展曲艺当作一件大事，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和辛勤劳动。

他满腔热情地倡导新曲艺，并带头创作曲艺作品。新中国成立以后，他陆续创作了50多篇曲艺作品，包括鼓词、唱词、太平歌词、洋片词、快板、山东快书、相声、二人台等多种形式。由于这些作品富有时代精神，爱憎分明，语言风趣活泼，适合演唱，很受艺人欢迎，一经演出，就产生强烈的艺术效果。在曲艺创作和表演上，许多作者和演员都得到过老舍先生的帮助和指点。在老舍先生的指导下，北京相声改进小组在创作演出新相声、整理传统相声和改进舞台作风等方面取得的成绩尤为显著。在北京举行的创作座谈会和新曲艺演出活动，老舍先生都光临指导，给大家鼓劲。他同李伯钊、赵树理、王亚平同志共同主编的《说说唱唱》月刊发表了大量的曲艺作品。在每月审定《说说唱唱》月刊稿件或开编辑工作会议的时候，他总是对新人新作充满热情，要求编辑部一定要注意发现新作，帮助新人成长。1956年，全国青年文学创作者会议在北京召开，老舍先生不但应邀在大会作报告，还在分组讨论时到曲艺组与大家亲切交谈，鼓励大家加强学习，深入生活，创作更多的优秀曲艺作品。老舍先生关心新人新作的情况我至今记忆犹新。他还发表了许多倡导新曲艺的文章。北京以至全国的新曲艺能够较快地发展起来，是与老舍先生的积极倡导分不开的。

他十分重视传统曲艺的收集整理工作。在多次会议上的发言、报告和在报刊上发表的文章以及平时的谈话中，他都反复强调：曲艺的形式很多，传统悠久，丰富多彩，有十分鲜明生动的民族化群众化的特色，对城乡劳动人民有特殊的吸引力；传统曲艺中有许多珍品，要广泛收集，慎重整理，注意更好地保存原著的精华，不要马马虎虎地动笔就改；不但要收集整理好曲艺作品，还要收集整理好音乐和表演方面的东西，特别要注意记录艺人口头上的东西，因为艺人口头上的东西往往比书本上的东西丰富得多，生动得多。在他的指导下，北京曲艺界收集整理了许多传统曲艺节目，取得很好的成绩。1958年，他听了评话艺术家王少堂演出的扬州评话《武松》，不久又看到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王派”扬州评话《武松》口述本，非常高兴。当我陪王少堂先生到老舍先生家中拜访时，老舍先生热情赞扬了王少堂讲说的《武松》的思想艺术价值及其说书艺术，并著文称赞扬州评话《武松》是一部既有英雄又有凡人的史诗，通俗的史诗。他还由此谈到评书评话的整理工作，以及小说和评书评话如何互相取长补短等问题，发表了很好的意见和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