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载古代人文思想的还有古迹。司马迁著《史记》，“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这种“田野调查”除了证经补史外，还有通过体味古风旧俗而“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目的，也是一种人文传承。

北宋是金石学发展的第一个高峰，知识阶层热衷于对古代金石的搜求与研究，一个主要动机是借助对商周古器物的研究来复古三代礼制。宋初颁行《三礼图》，但“未必尽如古昔”，于是兴起了以古器物来诠释古代礼制的热潮。吕大临所撰《考古图》是一部传承至今的古器物研究著作，然其意义远在证经补史之外，是借助对古器物的考订来恢复三代古礼。吕氏家族是这场复古运动的积极倡导者和执行者，一家数代复古学礼，“宾、祭、婚、丧莫不仿古”。从蓝田吕氏家族墓地的考古发现看，吕氏极力复古了周代的墓园制度、棺椁制度，而且直接以大量的古器和仿古器随葬。宋代金石学的作用表面上是“礼家明其制度，小学正其文字，谱牒次其世谥”，实质上是从古器中寻求古代的人文传统，起到了人文传承的作用。

宋代以后金石学一度式微，直到清末民初，随着新发现的甲骨、简牍等被纳入搜求的范畴，金石学得以复兴，但这时的金石学也像其他很多传统学问一样，发生了向现代学术的转型，现代考古学应运而生。

与中国古代的金石学类似，作为欧洲考古学前身的古物学，其最初的动机也是寻求古物中的人文价值及其传承性。从14世纪开始，欧洲社会兴起了从希腊、罗马等古典文明中寻求人文传统的风潮，大量古典文明的古物被发现和阐释。上层社会和知识精英也像北宋的金石学家一样，把古物当成了比文本更可信赖的人文知识来源，努力从古物中寻求古典文明的价值观及其与当时社会的联系。他们收集钱币、铭刻、印章、建筑物、美术品和其他各类“纪念物”，不但研究它们的年代，更探究它们背后的人与社会；不仅看重古物之美，更将古物当成了古典文明价值观的载体，认为古物中蕴含的一些价值观对当下仍有影响。西班牙犹太学者哈比布发现了一块希伯来文墓碑后，根据所刻诗歌的格式和韵律，认为它是犹大先王亚玛谢的墓碑，进而得出了16世纪的希伯来诗歌源自圣经时代的以色列又经过中世纪传承至今的结论。虽然这块墓碑后来被证明与犹大先王毫无关系，而是一座13世纪的本地人墓碑，但从这一个案可见当时古物学家从古物中寻求人文传承的热情。19世纪，工业革命和地质学、古生物学的发展，使得古物搜求的范围进一步扩大，获取和分析古物的手段也越来越科学化，古物学开始了向现代学术的转型，承担了重建欧洲历史的重任，现代考古学在此基础上应运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