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缕光芒四射的文明曙光——五说陶瓷之功用(3)
汉刘向《列仙传》有记，黄帝时即有陶正之官名宁封子者。成书于晋代的《事物纪原》记载：“周书曰神农用陶，尸子曰夏桀臣昆吾作陶，吕氏春秋亦曰昆吾作陶，黄帝时有宁封人为陶正，则陶始于炎帝明矣。”
上述文献资料各自表达了关于陶器的起源问题，但是都与事实相去甚远。
《考工记解》的著者是个聪明人，他说：“陶器亦自古有之，舜微时已陶渔矣，必至虞时瓦器愈精好也。”这一观点今天看来确实抓住了问题的实质。
前述已及陶器之发源问题。江西万年仙人洞、湖南玉蟾岩、广东牛栏洞、广西甑皮岩等遗址所见陶器都早于文献所记数千年以上。另有裴李岗文化诸遗址、河姆渡文化遗址、仰韶文化遗址所掘原始陶器窑址遗存及大量种类不一、用途不一、造型不一的陶质器皿更证明，陶器不仅在史前传说期已经存在，并且已达到相当高级的阶段，基本适应或满足了饮食、酿酒、存贮、运输、纺织印染、建筑等生产和生活的需要。这一当代人类学、考古学求证的重大问题，当然不会被几千年前的李斯、司马迁、刘向等人所知晓。因此我们也无法责怪古人研究问题的不到位。
这里特别强调陶器的起源问题，不单单是要说明陶最早起于何时何处，此外，还牵涉到人类学、考古学上仅仅用石器工艺（打制、磨制石器）判断早期人类文明的发展属性和发展阶段的方法是否全面的问题。唯如此，我们才认为：较之于石器和其他原始器物，陶才是真正的早期文明的象征。陶在现代考古学产生前是古代文献一直关注但一直未能正确解决的问题。陶在人类早期发展史的分期中的符号性意义十分重要，应该受到更多关注，发挥核心作用。
文化形态的决定因素
新石器时代以后，书写人类社会文明的主角由石器变成了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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