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邦炜：如何看待近年来的“宋史热”？(2)

“我与所谓‘宋粉’的差别主要是一个‘度’字。”

新京报：在传统上，大家对宋朝的评价是“积贫积弱”。如今，网上的“宋粉”喜欢赞扬宋朝政治稳定、经济发达、文化繁荣，乃至处在近代前夜。而你对宋朝“弱而不贫”的评价显得较为折中。你觉得大家对宋朝态度转变的原因是什么？为何这些年来会有这一百八十度的转变？

张邦炜：我觉得“宋粉”一词只怕不很妥当，更不应含有贬义，表达权理当受到尊重。从某种意义上说，我本人就是个“宋粉”，而且是个资深“宋粉”。1961年，我读研究生时，当时学界的气氛是“一提到汉朝、唐朝，就褒就捧：盛世治世；一讲到宋代，就贬就抑：积贫积弱。”我没有跟随我的导师金宝祥先生学唐史，决然自主选择学宋史，因为我认为两宋时代很值得研究。

我早年就不大赞同宋代“积贫积弱”说，认为宋代“弱而不贫”，并称：“宋代横比当时世界各国，超越世界各国，处于领先地位；宋代纵比前代，超越前代，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继汉朝、唐朝之后的又一座新高峰。”“宋朝是当时世界上经济最繁荣、文化最先进的国家，在中国历史上是一次经济腾飞，一次文化高涨，足以同汉朝、唐朝前后相辉映，相互争妍丽。”

我的这些浅见似乎至今仍被所谓“宋粉”不时引用。我与所谓“宋粉”的差别主要是一个“度”字，过犹不及，凡事都得讲分寸。我不称宋朝为“巅峰”，仅称“高峰”，并且认为前面的汉、唐也是“高峰”，自以为这样才比较恰当。前贤说：“真理多走一步，就会变成谬误。”愚见以为，“宋：现代的拂晓时辰”、“宋代——东方的文艺复兴”一类的说法，往前多走了一步。翦伯赞说：“‘一叶惊秋’是诗人的敏感，作为一个历史家至少要多看到几片落叶，才能说秋天到了。”（摘自翦伯赞：《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光明日报》1961年12月22日）翦老《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这篇文章是1961年刊发的，当时我刚开始研习宋史，在方法论上对我影响很大。

翦伯赞

历史事实是客观的，但历史认知具有主观性，因人而异，因时而异。宋代“声容盛而武备衰”，近代中国饱受列强欺凌，人们当然向往武功强盛的汉朝、唐朝，因而贬低积弱不振的宋代，甚至因其弱而称其贫。而今形势不同了，人们更加看重经济、文化、民生，在这些方面宋代无疑超越包括汉、唐在内的前代。这应当是宋代历史地位大转变的主要原因。现今人们赞美宋代，具有相当的合理性。但是翦老指出：“我们不是写诗歌，可以全凭感情”，不能“盲目歌颂”。翦老非常强调看问题应全面，他说：“既要看到历史上的光明面，也要看到历史上的黑暗面。”历朝历代概莫能外，都具有两面性。我们应当睁开双眼看宋代，宋代不是一切都好，样样处处都好，也有黑暗面。

至于目前研究宋史的人越来越多，可能与严耕望先生那句话有关：“宋史是青年可大展拳脚的园地。”社会上的宋史热，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以吴钩先生为代表的所谓“宋粉”作者的推动，他们的书籍很能吸引读者眼球。近年来情况有些变化，邓小南、虞云国、赵冬梅等宋史学者的著述、演讲和视频很受读者、受众欢迎，社会影响力明显增加。可见专业宋史研究者在普及宋史知识方面完全能够有所作为。

新京报：“宋粉”经常夸宋朝外戚干政少、后妃少插手朝政、宗室权势受限、没有阉党作乱，总体上来说，皇位转移平稳。你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为何宋朝会有这个其他朝代所没有的特点？

张邦炜：岂止所谓“宋粉”，从宋人程颐、邵雍、叶适到近人柳诒徵、蔡东藩等前贤往哲早已如此称赞宋朝。程颐称：本朝“百年无内乱。”邵雍说：本朝“百年无心腹患。”我的师爷爷蔡东藩认为：“宋朝的善政却有数种：第一种是整肃宫闱，没有女祸；第二种是抑制宦官，没有奄祸；第三种是睦好懿亲，没有宗室祸；第四种是防闲戚里，没有外戚祸；……不但汉、唐未能相比，就是夏、商、周三代恐怕还逊它一筹。”

拙著《宋代皇亲与政治》分为四章，较为具体地论证这四种“善政”，认为蔡老之说与史实大致相符，宋代“基本无内乱”。并在《余论》中指出，宋代“基本无内乱”的原因在于“大体无内朝”。当时我就担心“无内乱”、“无内朝”两说被简单化、极端化，因而特意使用“基本”、“大体”两词加以限制。我特别强调“无内乱”并非矛盾，皇亲国戚之间的争斗依旧激烈，在宗室近亲中仍然出现了一些试图争夺皇位的“皇帝迷”，这是封建时代难以根除的痼疾。如果说所谓“宋粉”有什么问题，可能是又往前多走了一步。

《宋代皇亲与政治》，张邦炜著，汉唐阳光|郑州大学出版社，2021年10月。

宋代为什么“基本无内乱”？是因为不少朝代都在不同程度上形成内朝，而宋代有个特点是“大体无内朝”。至于宋代为什么会如此，这是道难题，难在不是仅凭史料就能解决的问题。正如赵俪生老师所说：“要考证，也要思辨。”但思辨更易产生歧义。宋代为什么“无内乱”？我在《宋代皇亲与政治》一书的《余论》中已经自问自答，拙著先从观念的束缚与制度的约束两个方面作答。接着又问：为什么这些限制皇亲国戚权势的制度并未全然成为一纸空文？主要原因之一是宋代士大夫群体是一支不可小视的政治力量，他们在落实这些制度上作用不小。并称：“士大夫——皇亲国戚的克星。”这道难题不是三言两语所能解答。如有兴趣，请读读拙著并指正。

宋朝军事“弱”，是防止藩镇割据的代价吗？

新京报：你认为宋朝“弱而不贫”，为何宋朝会“弱”？是因为在军事体制上兵权收归中央，使得军中武将临阵指挥权不足的缘故吗？宋朝军事上的“文弱”是为了防止藩镇割据所付出的代价吗？

张邦炜：宋朝军队人数众多，宋仁宗皇祐初年高达141万之众，其中虽然包括40万左右的“力役之兵”厢军，但“武备之兵”禁军不下百万。为何兵多不能打仗，宋朝会“弱”？其原因太多，既有客观因素，又有主观缘故，很难备举。下面只能举例式地简略说说。客观原因如五代时期长城所在的燕云地区的丢失，使得北方边境无险可守。宋朝疆域小于汉、唐两代，战马紧缺问题突出，虽多方设法解决，但始终收效不大。而宋军遭遇的又是兵力强劲的辽军、金军，尤其是蒙古铁骑，号称“天下无敌”。

主观原因更多，如从国策上说，为了防止藩镇形成割据、武将拥兵自重，宋朝重文轻武，重用文臣，压抑武将。从体制上说，宋朝实行枢密院、三衙统兵体制，分割军权。枢密院有调兵权而无握兵权，三衙有握兵权而无调兵权，战事发生，统兵官由皇帝临时任命，于是形成了兵无常帅，帅无常兵，将不专兵的局面。皇帝作为军队的最高统帅，甚至用阵图指挥前线作战，其结果往往是运筹于深宫之中，致败于千里之外。

从军纪上说，朝廷对武将既压抑又宽纵，把宽纵作为对压抑的补偿。对于武将私役士兵、克扣军饷等违法行为一般不予严加查处，对于败将通常处分很轻。将帅威望低，不敢从严治军，结果军纪松弛、士兵骄惰。当时人感叹：“呜呼，军政如此，孰救败亡！”从士气上说，宋代有名谚语云：“做人莫做军，做铁莫做针。”当兵在社会上被看作下贱职业，脸上手上刺着字的士兵备受歧视，士气低落。

电视剧《清平乐》剧照

相关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