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邦炜：如何看待近年来的“宋史热”？(3)

从策略上说，北宋晚期的联金攻辽和南宋晚期的联蒙攻金不无可取之处，但在施行策略的过程中败笔颇多，结果良策变为失策，一个已经衰弱的敌人倒下，一个更为强大的兴起，最终北宋亡于金，南宋亡于元。诸如此类，我在《两宋王朝史》一书略有陈述，此处不再过多重复。

在上述种种原因中，有主因与次因之分。人们通常将重文轻武的国策、军权分割的体制视为首要原因，其中还有“宋朝军事上的‘文弱’是为了防止藩镇割据所付出的代价”一说，但代价未免太大。其实北宋前期以后，藩镇割据的威胁大体成为过去，重文轻武的国策理当适时作些必要的调整。不可否认，在战争形势异常严峻时，重文轻武的国策也曾有所松动，但从总体上看，这一国策终有宋一代并无实质性的改变。

“宣扬包拯一类的清官并非根除腐败的妙药。”

新京报：中国人认识名臣包拯，可能首先是通过“包青天”的传说。你觉得为何在那么多名臣当中，包拯会被民间社会神化，成为了妇孺皆知的“青天大老爷”呢？你是怎么看待民间对“包青天”的崇拜的？

张邦炜：有位宋朝人说：“廉吏十一，贪吏十九。”宋代清官虽然少，但有可能被神化为“青天大老爷”的官员还是有一些。之所以选择包拯，是因为他的事迹较突出，记载也比较多。包拯清正廉洁，他称贪官为民贼，力主从重惩处。他做官后，“衣服、器用、饮食如布衣时”。他要求后代不得贪赃枉法，“不从吾志，非吾子孙。”

包拯为民请命，当时百姓深受科率摊派之苦，赋役不均之害。他上疏宋仁宗，请罢天下科率。他任权三司使时，清查隐漏土地，试图实现赋役公平。包拯刚直不阿。宋仁宗宠爱张贵妃，任命她的伯父张尧佐为宣徽使，包拯坚决反对，敢于同皇上在金殿上争吵，“反复数百言，音吐愤激，唾溅帝面”。包拯权知开封府时，执法严明，铁面无私。开封民谚说：“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史书记载，民间把“包拯笑”比喻为“黄河清”，其中已经包含某些神化的成分。

电视剧《包青天》剧照

后来民间神化包拯，主要不是依据史书，而是来源于文艺作品，如小说《包公案》《三侠五义》、戏剧《铡美案》《铡包勉》之类。文艺作品中包公的形象与史书中包拯的原型差别很大。历史上的包拯并非黑脸粗人，是个文弱书生，天圣五年进士。陈士美、秦香莲的故事纯属虚构，历史上无其人其事。

民间崇拜“包青天”，是因为帝制时代贪官多，清官少，太腐败。民众崇拜“包青天”，曲折地表达了他们根除腐败、严惩贪官的强烈要求，渴望公平、正义的美好愿望。宋朝以后，历代朝廷参与神化包拯一类的清官，既是出于遏制贪腐过度的需要，过度贪腐将江山不保；同时又是忽悠百姓的手段，试图让民众区别看待朝廷与贪官。宣扬包拯一类的清官并非根除腐败的妙药。根除腐败靠制度，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才是反腐的良方，但在帝制时代根本做不到，只能是幻想。

若是王安石变法成功，北宋是否能避免亡国？

新京报：有人认为，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原因是王安石变法难度极高、急于求成，触及了各个阶层的利益。但也有人认为，宋神宗才是王安石变法失败的主要负责人，但后人将宋神宗与王安石进行切割。你觉得王安石变法为何会失败？王安石变法的失败是北宋灭亡的原因之一吗？蔡京也推行新法，但其施政方针与王安石形同实异，所以你也说北宋不是唱着老调子，而是唱着新调子，因极度腐败而亡国的。那若是王安石变法成功，北宋是否能避免亡国？

张邦炜：人们习惯将宋神宗熙宁、元丰年间的改革称为王安石变法，其实称为熙丰变法或许更准确些。熙丰变法分为宋神宗、王安石主持的熙宁变法和宋神宗亲自主持的元丰改制两个阶段。

熙宁变法主要损害的是既得利益阶层的利益。熙宁变法难就难在既要损害既得利益阶层的利益，又要同既得利益阶层商量着办，这无异于与虎谋皮，是很难成功的。熙宁变法是帝制时代的一次由上而下的改革，离不开最高统治者的坚定支持，宋神宗从支持至动摇的变化无疑是熙宁变法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熙宁变法自身存在三个明显的缺陷，一是没有将富国与富民很好地结合起来，因而北宋人说：“祖宗法惠民，熙丰法惠国，崇观法惠奸。”其实，祖宗旧法未必“惠民”，而熙宁新法则仅“惠国”而不“惠民”。二是没有将开源与节流很好地结合起来，王安石“民不加赋而国用饶”的承诺并未兑现。三是没有把推行变法与整顿吏治很好地结合起来，廉政建设无实效，“良吏实寡，赇取如故”，民众满意度低，失落感重。加之王安石集团不久便陷入内斗，削弱了熙宁变法派的力量，难以应对实力强大的反熙宁变法派。对于这些，《两宋王朝史》上编第五章第二节《熙宁变法》已有概述。

王安石

南宋时期，人们往往追根溯源，将王安石与蔡京混为一谈，把北宋灭亡的罪责归结于王安石。宋高宗就说：“天下之乱，生于安石。”此说依据很不充足。蔡京的崇宁新法与王安石的熙宁新法确实形同实异，不是一回事。前引北宋人所说“熙丰法惠国，崇观法惠奸”，便将两者明确地区分开来。在南宋人中，也有客观、公正的说法：“（蔡）京名为遵用熙丰之典，乃实肆为纷更，未有一事合熙丰者。”至于如果王安石变法成功，北宋是否能避免亡国？历史不能假设，但从原则上说，北宋迟早会灭亡，一家一姓的赵宋王朝绝无万世一系的可能，是逃不出“历史周期律”的。

新京报：有人认为宋朝皇权加强、相权减弱，也有人认为宋朝相权加强，皇权变弱，甚至处在君主立宪的边缘。简单地说，你认为宋代的皇权和相权的变化趋势是怎么样的？

张邦炜：皇权和相权不是两种平行的权力，皇帝拥有最高统治权，宰相仅有最高行政权，在通常情况下，相权从属并服务于皇权，两者并非绝对对立，而是相互依存。皇权和相权不存在此强彼必弱，彼弱此必强的问题。

我个人认为，宋代两者都有所加强。皇权加强主要表现在皇帝的地位相当稳固，没有谁能够同他分庭抗礼，更不可能凌驾于他之上以至于取而代之，皇权越发至高无上。正如陆游所说：“今朝廷内无权家世臣，外无强藩悍将。”宋代被某些学者称为“看不见篡夺”的时代。皇权虽然至高无上，但并非不受任何约束。皇权在观念上受限制，诸如“王者无私”论、“人君有过”论、“君道无为”论之类。

相权加强的主要表现是宰相“事无不统”。皇帝应当尊重宰相的行政权，因此宋仁宗有“万事只由中书”一说。如果皇帝侵夺宰相的行政权，将受到台谏等官员的谴责和抵制。“不由凤阁（即中书）鸾台（即门下），盖不谓之诏令”；“凡不由三省施行者，名曰斜封墨敕，不足效也。”宋代士大夫以敢言著称，或许与此有关，宋代皇帝一般比较开明。上面是就总体状况而论，至于具体情况则因时而异，尤其与皇帝的个性有关，应作具体分析。

至于君主立宪，有宪法与议会两个必备条件。宋代尚无这两个概念，更谈不上倡议与推行。总之，宋代绝无君主立宪的迹象。元、明两朝离君主立宪比宋代更远。直到晚清，才出现了一丝可能性，但始终没有变为现实。宋代皇权并未虚化，皇帝始终牢牢地掌握着至关重要的两种权力，即最终决定权和宰相任免权。

电视剧《清平乐》剧照

相关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