赦免若是无望，贱民或许可以靠钱财来赎身。这又分为两种。比如，贞观二年，关中大闹旱灾，百姓饱受饥荒之痛，无奈之下只得卖儿卖女，这些可怜的孩子便成了其他贵族家中的奴仆，或能为家庭换回些许口粮，或能为自己求个活命。太宗知道此事，非常痛心，派遣御史大夫杜淹前去巡查，还专门掏出了国库里的银子，“赎之，还其父母”，这便是赎买中的官府代赎法。明太祖也做过同样的事，自掏腰包赎买了河南因水患而被迫卖身为奴的民户。也不一定需要统治者的同情，大唐将领张万福曾目见“父子相卖”，实在于心不忍，“使人于汴口，魏人自卖者，给车牛赎而遣之”。

不过，愿意倾囊解救的士人终是少数。这时候，奴婢们也不算是无路可寻，还有“自赎”法可以试试。这种方法基本受到法律认可，但有一条，便是奴婢能有足够的财富为自己赎身。曾任袁州刺史的韩愈就帮大家解决了这个“燃眉之急”。在袁州任职时，韩愈发现当地买卖奴婢成风，为了抵制这种现象，他提出了“计庸”之法——奴婢为主家服役时必须计算工钱，如果这些工钱足够抵奴婢的债款或是身价，主家必须允许奴婢为自己赎身，如果差距实在太大，就由官府出钱为其赎身。得益于此，许多奴婢脱离了黑暗牢笼，“归之父母七百余人”。

以上法子要是都行不通，还有一种可能，便是寄希望于主人家的慈悲心。《旧唐书》记载，大唐开国功臣李大亮曾做过这样的善事，长叹一句：“吾亦何忍以汝为贱隶乎？”放免了家中百位奴婢。也曾有一些不看重功名的士人或主家主动放免家中奴婢，甚至给予少许的田宅家财。

一般来说，这些放免都受到了法律保护。《唐律疏议·户婚》也曾明文规定，不允许将已经放还的奴婢、部曲“压良为贱”，否则“徒二年”。然而，有幸参与放免，也不意味着奴婢可以高枕无忧。一方面，放免本身流程严格、复杂，即便是皇上开恩，也得遵循“一免为番户，再免为杂户，三免为良人”的苛刻流程，私奴婢的放免更是需要“家长给手书、长子以下连署、本署申牒除附”等多道环节，才能形成真正的法律效益；二来，被放免的贱民生活大多不会得到保障，一般来说，这些久受压榨之苦的贱民一无田地，二无积蓄，甚至有些还是老弱病残，可能刚费尽千辛万苦拿到了“良民”的身份，第二天就得为生计发愁。被放免的官奴婢也不算真正自由，可能根据其“所居乐处，而编附之”，也就是继续受到统一管理，甚至还要承担国家的赋税与徭役。

如此，再回看《梦华录》中张好好的选择，若是搁到前朝，怕是要斟酌一二——是否还是过着不愁吃穿的生活，又能找寻自己的人生价值？还真不是那么好说。

来源/电视剧《梦华录》截图

落幕：现世的统治妥协

一辈子都背负身份枷锁的贱民或许还有一件事值得庆幸，唐代这样完善的良贱制度终是在几百年后走向落寞。至少在两宋时期，贱民的地位已经有了一定提升。仁宗时期，曾实行五等户籍制，佃农、奴婢等以往的贱民被编为齐户良民，籍没罪犯为官奴婢的做法也逐渐减少。

这段时期，即便是被迫为奴，生命也可以受到一定保护。公元1055年，宰相陈执中曾因家里的宠妾害死了奴婢，惹得群情沸腾，最终生生丢了乌纱帽。

据研究，此时束缚主家和奴婢的不再是单纯的人身隶属，反而是雇佣关系，奴婢们可以凭借自身的品行才能得到区别对待，也有望等到雇佣期满，大大方方地脱离雇主，摆脱奴婢的角色桎梏。其中的女仆在成年后便可来去自由，遇到仁慈的主家，还会“资而嫁之”，影视剧《知否》中盛墨兰的那句“在这伯爵府中做女使，比外头富户的姑娘还要强上三分”，还真不算是空谈。

盛墨兰劝说自家女使。来源/电视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截图

明朝又短暂重现了“凡军、民、驿、灶、医、卜、工、乐诸色人户，并以籍为定”的严苛规定，部分贱民再度被拽回不公与偏见的漩涡。几百年后的清朝，雍正终于轰轰烈烈地搞了一次“豁除贱民”的运动，许多地区的贱民因此得到赦免，获得良籍。

京城教坊司里的乐户被放归，改用一些精通音乐的妇女参与演奏工作。

教坊也被改名为“和声署”，挣脱人们“另类目光”的同时，受到京城官员的专门管理。《清会典》中的四种户籍划分也说明，这一时期的良贱基本褪去了原本的等级色彩，重新回归到职业的区设。

但在许多研究者看来，这样的“豁免”并非是统治者对良贱区分的本质反思，更像是一种妥协。比如，两宋时的脱贱为良，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让这些人户重归国家的“编户齐民”，从而能更好地参与赋税缴纳和差役的派遣，再不济也能换得民心的归属和统治稳定。雍正的手笔是更好的写照，释放贱民，既能作为一种政治手段赢得民众支持，为初登大宝的自己树立威望，更能在对良贱的破除中，斩断同“汉人之制、之治”的根本联系，消弭民间的反抗情绪，甚至是填平满汉之间撕裂的沟壑。

唯独，被赦免的贱民究竟如何过活，何去何从，在几百乃至上千年的改朝换代中，终是沦为缄默。随着清朝覆灭，加之几十年间一系列革命与抗争之后，攀附于中华历史数千年的等级思想终于看到了消亡的曙光，数不清的饱受不公与压榨的民众，终于迎来了真正的解放，走到了阳光之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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