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溯北京中轴线何以产生，又如何变迁，其实也是为“北京何以成为北京”这个问题寻找答案

朱祖希清晰记得初见北京城的情形。1955年，朱祖希以第一志愿考取北京大学地质地理系，他告别故乡浙江，乘坐汽车、火车，经过几天几夜的颠簸，到了前门火车站，高大的正阳门城楼蓦然出现在眼前，让他震动。

从南端的永定门、正阳门，穿过古都北京的外城、内城、皇城、宫城，再向北至钟鼓楼，就是全长约7.8公里的北京中轴线。60多年后，作为历史地理研究专家的朱祖希，开始在各种大大小小的论坛和讲座上讲北京中轴线是怎样产生的。即便是在北京生活了大半辈子的人，也不一定能说清楚北京中轴线是什么，以及它承载着怎样的历史。

在北京城，最能够清晰感知到中轴线存在的地方，一定是在老城的高处。站在景山公园的万春亭，能够看到紫禁城的核心建筑沿着中轴线依次位列，两边的建筑按中轴对称。登上鼓楼的69级台阶，在二楼向南远眺，能看见遥相呼应的景山万春亭，也能明明白白看到一条轴线位于北京城的中央，青砖灰瓦的建筑错落在中轴线的两边。

自梁思成在上个世纪40年代提出北京中轴线的概念以来，中国学者就开始探寻北京中轴线的起源和演进。追溯北京中轴线何以产生，又如何变迁，其实也是为“北京何以成为北京”这个问题寻找答案。

1875年前后，北京内城外的景象。远处是正阳门及其箭楼。高墙下铺着有规则的几何图形，是晾晒的畜粪，墙角下有晒粪人临时搭建的窝棚。图/FOTOE

都城建设的理想模式

朱祖希在北大上的第一课，就是时任北大地质地理系主任侯仁之在“迎新会”上给新生作的“北京的起源及其变迁”报告。侯仁之在讲到北京在城市规划建设上取得的成就时，会先提到《周礼·考工记》，因为其描绘了中国古代都城建设的理想模式。

《周礼》开宗明义的第一句话，是“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即王者建立都城，首先要辨别方位，确立宫式居所的位置，目的是使天下人各安其位，烘托君子重威。

《周礼·考工记》对都城布局的规划，则是“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指的是王都平面呈方形，每面三座城门，城内分为面积相等的九个部分，分别规划为不同的功能区，宫城作为全城规划的中心，位于城内，王宫内按前朝后寝规划，宗庙和社稷对称置于外朝左右两侧，宫城的南北一线则是城市中轴线，中心线前有王宫，后有市。

北京市文史研究馆馆员、北京古都学会会长王岗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周礼·考工记》中关于都城建设的理念，一直影响着中国古代都城的建设。而在理想的都城建设蓝图中，就有中轴线的存在。

关于中国古代第一个出现中轴线的都城是什么，历史学界和考古学界存在不同的答案。一些史学家认为，曹魏时期的邺城是第一个出现中轴线的都城，距今有1700多年，当时出现了一条简单的中轴线，即南北向的穿越大道。而在收录了多位著名考古学家和学者文章的《从考古看中国》一书中，考古学家王巍称，考古发掘和研究证明，4000多年前的夏宫，不仅位居都城正中，且宫内城多座宫殿的格局已呈现出“中轴突出，两翼对称”，前后几进院落排列整齐的格局。这意味着中轴线在中国都城的建设中可能出现得更早。

无论如何，中轴线的城市规划理念在数千年前的中国古代都城便已经出现，是毫无异议的。

魏晋南北朝时的都城洛阳，已经出现明显的中轴线。隋唐时期，对于都城中轴线的规划则已经开始具有一种自觉意识，宽约150米的朱雀大街即是长安城的中轴线，城中心部分的布局也都依据左右对称的原则。到了北宋的东京，虽然其平面布局东西两翼不对称，但自大内的宜德门到里城的朱雀门，再到外城的南熏门，这条“御街”显然是全城的中轴线，并且东京城在扩建时，也力求形成一条城市轴线。

北宋灭亡后，金朝占有长江以北大部分地区，开始为巩固这片疆域采取各种措施，其中就包括确立都城体系。在海陵王夺得皇权后，他迁都燕京，改称中都，使得北京成为一代王朝的首都，并一直延续到元、明、清三代。

海陵王新建的金中都城，也出现了北京都城史上第一条中轴线，这条中轴线南起金中都城的正南门丰宜门，北至金中都城的正北门通玄门，全长约9里，中间贯穿了整个皇城的各组宫殿。

现在，金中都城的中轴线只剩下一些残缺遗址。2002年7月，金中都建都850周年前夕，当时北京宣武区政府在西二环白纸坊桥南的金中都大安殿遗址处修建了一座北京建都纪念阙。

从数千年前夏宫“中轴突出，两翼对称”的格局，再到金中都的中轴线，中国古代都城不断向《周礼·考工记》中的都城规划理想靠近着。

起源元大都

2014年前后，北京文史研究馆决定出版一套系统介绍北京中轴线的图书，王岗成为这套书的主编。2017年，分上下两册的《古都北京中轴线》正式出版，其中，从金至清朝的北京中轴线更迭过程占了此书相当大的篇幅。

王岗说，金中都城出现了北京的第一条中轴线，现在的北京中轴线，其位置是在元大都时确定的。元灭金后，放弃沿用金中都城，而是在东北方向另选新址，建造元大都城。

“左祖右社、面朝后市”，这种《周礼·考工记》中提到的模式很早就出现了，“但是要在一座拔地而起的都城里体现这种理想，非常困难。”在王岗看来，直到元大都，统治者才第一次把这种理想的模式变成现实，并且建造了一条前无古人的都城中轴线。按照侯仁之的观点，对《周礼·考工记》的规划思想体现得最为彻底的当属元大都城。

在元大都的建造中，钟、鼓楼被放在了全城的中心位置，这是以往的都城模式中从未有过的。“从汉朝开始，古代都城设计建造经历了一个变化过程。”王岗说，从汉朝一直到唐朝，一直认为北边是最重要的位置，所以全城最北边的位置都留给了皇城。到了宋朝，崇尚的是“中”，认为中心的位置是最重要的，所以把皇城和宫城从全城的最北边挪到了中心位置，“到元大都，并不是把皇城放在了全城中心，而是把钟、鼓楼放在了中心，全城最重要的地方”。

钟、鼓楼是人们了解日月星辰运行规律的地方，一年四季十二个月，每天十二个时辰，都是通过击鼓鸣钟来显示。将钟、鼓楼置于全城中心，意味着元大都的规划者把宇宙的活动，或者说是万物运行的规律，放在最重要的位置。

在元大都城，皇城被放在钟、鼓楼的南面，全城南面的中心位置。太庙被安置在皇城东侧，符合“左祖右社”中“左”的位置，社稷坛被安置在皇城西侧与太庙对称的“右”的位置。商市则分布在都城中心钟、鼓楼一带，以及各个交通枢纽的大街和城门附近。

元大都城的建造者实现《周礼·考工记》中理想模式的过程，也是一个让国家统治者不断巩固政治合法性、突出皇权至高无上的过程。

明代永乐大帝将都城迁往北京后，北京城较元大都整体南移，太庙和社稷坛从皇城两侧挪到了皇城前，但中轴线的设计仍被严格保留，形成了中轴对称的建筑布局模式，突出紫禁城的核心地位。人们如今所看到的北京中轴线大部分建筑，基本是在明时期建造的。

朱祖希记得，侯仁之给北大地理历史系讲课时，在提到北京城的政治主题时，会讲到一位县太爷的故事。明代，一位县太爷受到皇帝召见进皇城，他先进入大明门，诚惶诚恐地走完500余米的千步廊，看到金水桥，视野一下开阔了，县太爷以为，过了金水桥，进承天门后就能见到皇上。没承想，进了承天门后，还要走180余米到端门，然后再走380余米到午门。进了午门，视野再次变得开阔，看到内金水桥，前面是奉天门，要再走180余米。过了奉天门，县太爷终于看到奉天殿，走过去就能见到皇上了，但是经过前面一长一短、一短一长地在中轴线上的行走，县太爷扛不住巨大的精神压力，瘫倒在奉天门。

朱祖希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这说明都城规划者已经注意到环境、空间、行走距离的变化会给人造成心理压力，并把对皇帝的崇敬融合到了对都城的规划上。

清代继承延续了北京中轴线整体空间格局。顺治时期和康熙时期，均对中轴线区域宫殿、坛庙等国家礼制建筑进行了大规模修缮和重建。雍正时期主要完成了对景山寿皇殿的修缮，乾隆时期则完成了重华宫等一众宫殿的改建和新建，扩建、修缮了天坛等坛庙礼制建筑。这也是北京中轴线进入最后一次大规模的建设阶段。

但北京中轴线不只是作为皇权至上的标志所存在。作于乾隆三十二年的《京师生春诗意图》，由正阳门大街画起，由南向北一直画到景山，描绘了雪后京城中轴线的面貌。画中有皇帝拜见太后，有朝臣官员进宫拜谒，也有前门大街的车水马龙，市民在中海排成队列冰嬉。商业活动和市民活动极为繁盛的北京中轴线及其两翼，始终承载着“普天之下，唯我独尊”以外，属于市民的生活印记。

北京海淀区的元大都城垣遗址。图/FOTOE

景山上的“北京城南北中轴线”地标。图/视觉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