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正阳门与永定门之间，南中轴线仿古御道上的地标。图/视觉中国

认识北京中轴线

尽管自元大都以来，北京中轴线就已经存在，但第一个提出北京中轴线概念的是建筑学家梁思成。

在梁思成于1932年发表的《我们所知道的唐代佛寺与宫殿》中，他总结了中国建筑平面布局的基本原则和特征，使用了“南北中线”的说法。梁思成1942年编写、1944年完成的《中国建筑史》中，则在论述中国建筑平面布局的特点时，开始使用“中轴线”一词，“紫禁城之全部布局乃以中轴线上之外朝三殿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为中心，朝会大典所御也”。自那以后，“中轴线”成为梁思成普遍使用的概念，尤其是在提到北京的规划时。

梁思成用了极大的热情赞美中轴线，称北京独美的壮美秩序就由这条中轴的建立而产生，“气魄之雄伟就在这个南北引伸、一贯到底的规模”。梁思成也说北京中轴线“是有音乐节奏”的，北京中轴线被他形容为有层次、有高峰、趣味深长的画卷。

在梁思成和陈占祥于1950年共同撰写的《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即梁陈方案）中，北京的中轴线概念再次被提起。梁思成和陈占祥建议避免大规模拆迁，将中央行政中心放到西郊。不过，梁陈方案没有被采纳。

自1950年代以来，因城市化建设的需要，北京的城门和城墙逐渐被拆除。位于北京中轴线最南端的永定门，是中轴线上重要的标志性建筑。永定门瓮城城墙从1950年开始被陆续拆除，1957年，永定门城楼和箭楼又以“妨碍交通”和“已是危楼”为由被拆除。此后，北京中轴线失去了南端点。

伴随着北京城市建设，一系列考古工作也开始展开。拆城墙的步伐没有停止，但这些研究竭力拼出一个对北京城更完整的认识。

1964年，考古学家徐苹芳等人以考古勘探的手段，鉴定了元大都中轴线的位置，证实从鼓楼到景山的大街就是元大都南北中轴线大街，与今天地安门南北大街是重合的，证实了元大都城南半轴规划建设中轴线的走向，元大内就是建在这条中轴线上。

从1964年到1974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先后勘察了元大都的城郭、街道、河湖水系等遗迹，基本探明了元大都外郭城的形制和范围，以及皇城和宫城的范围，形成一系列考古报告。

一系列的考古发现，推动了后来对于元大都建城思想的研究。例如在考古工作的基础上，清华大学建筑系教授赵正之指出，元代中轴线即明清中轴线，东、西长安街以北的街道和胡同基本是元大都的遗存，得到了徐苹芳的证实。傅熹年则在《元大都大内宫殿的复原研究》一文中，复原了元大都宫城大明殿与延春阁建筑群的布局，并在其著《中国古代都市规划、建筑群布局及建筑设计方法研究》一书中，对元大都整体规划与建筑群布局进行了探讨。

人们对于北京中轴线的认知，也在1960年代至上世纪末通过侯仁之、刘敦桢、于倬云、傅熹年等人对于元大都城、紫禁城的规划思想和建筑设计的研究，得到不断完善。

1999年3月，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王灿炽在政协北京市第九届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提交了重建永定门的提案。彼时，中央已经明确提出首都城市发展要注意保护古都中轴线、皇城、文物建筑、古都格局。但是，在引发“永定门应不应该重建”的讨论之后，这份提案并没有获得积极回应。

2000年6月，北京市文物古迹保护委员会委员王世仁和一些专家给北京市文物局写了一封《关于重建永定门的建议书》，其中写道：“完整的中轴线代表了北京的历史文脉。中轴线上的门、桥、枋、殿，就是文脉的标志，每处都记载着首都的历史变迁。城市失去历史标志，等于失去了记忆，保护好中轴线，也就是使后人不至于看到一个失去记忆的城市。”

这份《建议书》得到了市领导的批示和重视，2004年3月10日，永定门的复建工程正式开始。王世仁曾回忆，为了保证永定门的“原汁原味”，文物专家以1937年的永定门城楼实测图为基础进行了复建设计，从非洲购置了12根铁力木，加工成12米高、重4吨的“金柱”，另外，两段百米长的明末御道在复建工程中重见天日，百余块清代旧城砖也回到了永定门城楼上。

2004年9月，永定门城楼竣工，重新屹立在北京中轴线的南端。在北京的老城保护被放到越来越重要的位置时，原本南部已经失衡的北京中轴线，自此又完整了。

永定门门楼下的中轴线南端点地标。摄影/张洁

从景山公园万春亭望向故宫。摄影/张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