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10月21日，《人民日报》上刊发的一则报道，犹如春雷一般，令成千上万的人激动不已：恢复高考了！青年们在田间地头、工厂车间、牧场矿山重拾书本，看到了知识改变命运的希望。与此同时，一套《数理化自学丛书》的出现，给渴望考上大学的人们带来了自信和希望。为了能早日得到这套丛书，在新华书店门口出现了全家出动连夜排队抢购的壮观场面，印刷厂也是日夜赶印，但仍供不应求。正是因为这套丛书带来的影响，许多人的命运由此开始画出向上的曲线。

1977年，在北京参加高等学校入学考试的青年正在认真答卷（新华社图）

在冬天举行的高考

1977年8月4日至8日，邓小平在北京主持召开科学与教育工作的座谈会。在充分听取与会同志意见后，讲了关于科学和教育工作的几点意见。他指出，无论是从事科研工作的，还是从事教育工作的，都是劳动者。因此，要尊重劳动，尊重人才。9月6日，邓小平就高校招生问题致信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提出“至少百分之八十的大学生，须在社会上招考，才能保证质量”。

在邓小平的推动下，全国高校招生工作会议通过了《关于一九七七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10月5日，中央政治局讨论并通过了这一意见。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了这一意见，正式决定从当年起，恢复高考，采取自愿报名、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的办法。

10月21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发《高等学校招生进行重大改革》，向全国公布了恢复高考的消息。高考招生范围可以是工人、农民、知识青年等。

有关恢复高考的部分文件（来源见水印）

这次高考全国各地考试时间在11月28日到12月25日之间，上海高考时间定为12月11日和12日。这是新中国历史上唯一一次冬季高考，同时也是颇为仓促的一次高考。因为恢复高考的消息1977年10月21日才登报，离上海开考日期也仅有不到两个月。

对参加当年高考的考生来说，复习迎考的时间是短暂且紧迫的，但更加令考生焦虑和心慌的是：复习迎考的资料在哪里?

当年在上海图书馆门口排队时仍不忘复习的青年

后来任教于上海交通大学的万曼影教授，在恢复高考那年仍在安徽农村，她回忆：“1977年我也去参加高考了。考的时候心里真没底。因为复习的时间短，那么一两个月就匆匆忙忙上阵了，而且连复习材料都找不到。”

后来成为教师的汪向明于1970年代在江西农村务农，恢复高考的消息对他来说既是特大喜讯，也令他坐立不安：“从我真正确切知道高考的消息，到正式走进考场，中间也就隔了40天，当时最伤脑筋的是找不到好的复习资料。现在我走进书店看到这么多各种各样的中考、高考的复习材料，我就非常感慨。因为我考大学那会儿真的可以说是一无所有，当时中学的教材和高考是完全对不上路的。”

青年在高考报名点排队报名

那个年代，中学的数理化教科书是两本很薄的课本，一本《工业基础知识》，简称“工基”，一本《农业基础知识》，简称“农基”。这样的课本拿来复习迎考非常困难，汪向明说：“《工业基础知识》涉及到一些物理，主要是机器的构造、机器的运作；《农基》主要是化肥、农药等内容。在特殊年代，提倡的是教育要和生产劳动相结合，中学生走出学校后，要去做工人和农民，所以就学《工基》和《农基》，但是这与后来高考的数理化理论考试相差甚远。”

对于现今参加高考的同学们来说，这些困难也许听上去无法理解，但在当时，大部分学生离开课堂时间较久，一群在田间劳作、在工厂做工的青年人，有的人可能连中学都没有认真上过，突然得到了考大学的机会。对于当时的青年人来说，这是一次莫大机遇。但是找到一套系统的、适用的高考复习资料成了“老大难”的问题。

“春江水暖鸭先知”

正当考生们为找不到复习材料愁眉不展的时候，当时在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担任理科编辑室主任的徐福生已经“春江水暖鸭先知”了。他出生于1938年，在1960年代就已大学毕业。当得到高考即将恢复的信息后，作为一个有着敏锐意识的出版人，徐福生的第一反应就是书：离开学校多年的考生们要复习迎考了，亟需复习资料。

多年后，徐福生这样回忆当年的细节：“1977年8月，我去苏步青先生家里拜访。那时候他刚从全国科技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回来。他很兴奋地告诉我一个消息，就要恢复高考了，当年就恢复，这是大好事。但是，当时中学的教材就两种，即《工业基础知识》和《农业基础知识》，没有数理化的教科书。对当时的考生们来说，什么复习材料都没有，要怎么迎考呢?”

1970年代徐福生陪同编辑社社长、正副总编辑和数学编辑组长赴苏步青家拜访。右三为苏步青，左一为徐福生

“当年很多青年人没有念过高中，有的连初中都没好好念过，只有高小水平。这些人从离开理论知识多年，我太了解他们了。将心比心地说，如果我要高考也总要找书复习的吧！”

徐福生立刻想到有一套书可能对复习迎考会很有帮助——由上海科技出版社在1960年代出版发行的《数理化自学丛书》。这套学习性丛书凝聚了很多学者、教师的智慧和心血，包括《代数》《物理》《化学》《平面几何》《立体几何》《平面解析几何》《三角》等共17册。

《数理化自学丛书》部分书影

他的建议很快得到了社领导的支持，于是上海科技出版社决定争分夺秒地再版发行这套丛书。虽然离1977年的高考日期已经很近了，但是徐福生认为“哪怕能抢先再版一本书对考生来说也是雪中送炭、解燃眉之急的大好事”。“当时真的是满腔热情，上海话说‘一门心思’，我们就是要抢时间赶进度，尽快地出书，最好能对第一批应考的考生们有些帮助。”

恢复高考后，社会上掀起了一股读书热潮。图为1980年上海复兴公园，正在散步的一家三口，父亲右手牵拉着女儿的小车，左手拿书边走边读（摄影：薛宝其）

由于高考临近、时间仓促，要在极短的时间内再版发行这套丛书困难重重。徐福生回忆：“因为种种原因，这套丛书所保存的纸型已全部销毁。没有纸型，就没有办法直接拿来重印。”

纸型指的是印刷用的浇铸铅版模型。没有当时的模型，意味着印刷厂必须重新取字排版，而这恰恰是当年印刷过程中最为繁重、最为耗时的环节。这套丛书的重排和印刷由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厂承担。这家印刷厂的原工会主席徐家宝回忆：“当时的排版和现在不能比，当时都是手工做的，一个字一个字把它拿出来，一个版面一个版面把它拼出来，尤其是数理化科技方面的书排起来更加复杂，有数字、有外文、有各种符号，很难排的。”

当年的高考准考证(来源见水印)

若以正常的速度，重印一套《数理化自学丛书》这类科技书籍至少需要半年以上。原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厂工人严以忠回忆：“当时就是在抢时间，我们就单单印这个书就要三班倒，六部机器一直在转，日夜在做，那些天工人是没有礼拜天的。”

《数理化自学丛书》的第一本书——《代数》第一册终于赶在1977年恢复高考前的一个月面市了。当正在复习迎考的1977级考生在上海的新华书店排队买到这本书的时候，他们喜出望外的心情可想而知。第二年，《数理化自学丛书》全17种书再版发行。一时间，各大新华书店门前排起了购书长龙。

上海南京东路新华书店老员工回忆，由于这套丛书的热销，书店门口还出现了“黄牛”：平价买入高价卖出。与此同时，印刷厂也遇到了这类情况，原印刷厂工人严以忠回忆：“那时候我的一些亲戚朋友知道我在印《数理化自学丛书》，就请我想办法到厂里去搞几本。当时我就到装订处，有些书在机器上面切坏了，不能卖，我就想办法问人家讨两本。连装卸工也在搬运的时候拿掉几本。”为此，厂里不得不增派安保看守，印刷厂变得像造币厂一般“戒备森严”。

《上海出版志》记录了这套《数理化自学丛书》明确的销量：共发行435万套，合计7395万册。

见证父子情深

蔡祖泉是我国著名电光源专家，他靠着勤奋自学、刻苦钻研，从一位学徒工走上光源研究道路。蔡祖泉的儿子蔡中卫回忆：1977年恢复高考那会儿，自己正在部队里当兵，有一天父亲突然到访，并且带来了一样“宝贝”。在蔡中卫的印象中，他当兵5年，这是父亲第二次来看他。

蔡祖泉（右一）组建了我国第一个电光源实验室，被誉为“中国电光源之父”

蔡中卫对父亲来部队看望的情形至今还记忆犹新：“在我小时候印象当中，父亲总是很忙，总是我睡着了他才回家，他是没有时间来关心我的。后来我当兵去了，有一次他突然来部队看我了，带了一套《数理化自学丛书》，放在包里像宝贝一样地拿出来。那天给我印象很深的，我感觉那天他很开心，脸上的笑容也比较灿烂，他还跟我说，这些书很难买，大家都抢着买，被他买到了。”

蔡祖泉本人是通过自学从工人到教授的，他知道这套丛书对自学者很实用、很有帮助。在父亲的支持和鼓励下，蔡中卫一本本地学习这套书，做书里的习题，从部队复员后，他终于成功地考上了大学。

1970年代末，正在图书馆中复习的青年

一套没有感情色彩的教材《数理化自学丛书》，成为了父子情深的见证，也成为蔡中卫对于父亲最温暖、最深情的记忆：“父亲对我说，一个人要发展，读书是一种途径，可以增长知识。而一个国家要发展，要现代化，就需要很多科技人员。通过这套书，这样一种表达方式，他支持和鼓励我去考大学。”

书中有“灵气”

万曼影于1978年考入上海交大，她说：“现在书店里高考复习的书籍实在太多了，有的书上还写什么高考宝典之类的话，而在我心中，这套《数理化自学丛书》就是高考宝典，我还对别人讲这套书好像散发出了一种灵气。”

1977年恢复的高考是一次真正公平、公正选拔人才的招生，但面对这个得来不易的机会，万曼影第一次没有考上。她说：“1977年考的时候心里真没底。因为复习时间短，那时候也没有买到那套《数理化自学丛书》，就那么两三个月的复习就匆匆忙忙上阵了。”

改革开放之初的上海，崇尚知识、热爱读书已蔚然成风。图为烈日下的复兴公园，小婴儿躺在公园长椅上熟睡，一手安抚着孩子的年轻妈妈正聚精会神地读书（摄影：薛宝其）

次年，万曼影再次出发，她和同在安徽阜阳农村的男朋友王东风，还有男友的弟弟王小宝一起走进了高考的考场。

在1978年安徽省阜阳地区高考公布的4000多个考试总成绩中，名列前茅的4人都超过了400分，他们都是来自上海的知青，其中3位就是王东风、万曼影和王小宝。后来在上海交通大学任教的王东风这样回忆：“公布分数以后，我抄在这个本子上，这个本子现在我还保留着。我是当年安徽阜阳地区那年高考总分第一名，443分，赵国平413分。我弟弟叫王小宝是407.5分，万曼影是402.5分。”

1977年上海考生参加高考

那年的高考总分为500分，400分以上在当地已是凤毛麟角。所以一时间人尽皆知，有人说：王东风他们三位之所以考得好，就是因为复习时都看了那套《数理化自学丛书》。之后，许多人在准备高考时，都不约而同想要借用这套书。

王东风、万曼影两位都考取了上海交大，后来又都留校任教，他们也早已经成为了夫妻。两人原本各有一套丛书，其中一套一直珍藏在家中，另一套则因为“灵气”而被别人借走。

1977年上海高考理科数学试卷(上海市档案馆藏)

时过境迁，恢复高考已过去了45年。如今参加高考的考生们已经有更为丰富的复习资料，这套《数理化自学丛书》已经不再流行。但对于当年的各年龄段考生来说，这套丛书就是他们考上大学的一件必备法宝，在特殊的年代里起到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它就像知识的阶梯，引领着当年高考的青年人一步步走向大学的校门，也像一块敲门砖，叩响了人生的命运之门。

（文章来源档案春秋，作者吴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