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宋代的商业与商人，不能不提宋朝社会的“全民皆商”现象。当然，“全民皆商”是夸张的说法，不过宋代确实出现了不同社会群体竞相投身于商业的热潮，诚如一首宋诗所描述：“短袴长衫白苎巾，咿咿月下急推轮。洛阳路上相逢著，尽是经商买卖人。”这些“经商买卖人”来自各个阶层、各个社会集团：宗室贵族、官僚、军人、士人、僧人、农人，等等。

按宋朝立法，任何平民都可以从事商业，惟宗室贵族、官僚不允许经商，因为他们都是食禄之人，经商即是与民争利：“朝廷所以条约官户，如租佃田宅，断卖坊场，废举货财，与众争利，比于平民，皆有常禁。”但在事实上，禁约沦为一纸空文，许多宋朝官员都加入商人之列，生活在北宋中叶的王安石发现，“今官大者，往往交赂遗，营资产；官小者，贩鬻乞丐，无所不为。”差不多同时代的蔡襄也说，“臣自少入仕，于今三十年矣，当时仕宦之人，粗有节义者皆以营利为耻，虽有逐锥刀之资者，莫不避人而为之，犹知耻也。今乃不然，纡朱怀金，专为商旅之业者有之；兴贩禁物茶盐香草之类，动以舟车懋迁往来，日取富足。”

宗室子弟虽是天潢贵胄，也甘为商贾事。北宋时，“诸王邸多殖产市井，日取其资”；南宋时，宗室子弟“逐什百之利，为懋迁之计，与商贾皂隶为伍”，居住在泉州的赵氏宗支，投资海外贸易者，比比皆是。

宋朝士子并非一心只知读圣贤书，有经济头脑者不知凡几。南宋时，每逢大比之年，天下士子都早早来到临安城，惟四川士子姗姗来迟，何故？原来“蜀士嗜利，多引商货押船，致留滞关津”。其实不仅四川士子如此，其他地方的读书人也都借着赴试的机会，将家乡的土特产带到京城货卖：“各乡奇巧土物，都担戴来京都货卖，买物回程”，这些赴试的士人“不下万余人，骈集都城，铺席买卖如市”。而在唐代，士与商是两个近乎绝缘的群体，商人不准参加科举，士子也耻于与商贾为伍，五品以上官员甚至“不得入市”，连市场都不可以进去。

随船押运官物的宋朝士兵也是多借纲运之机私贩商货，这类记载在《宋会要辑稿》中屡见不鲜：“成都府钱帛盐货纲运，访闻押纲使臣并随船人兵，多冒带物货、私盐”；“江湖路装粮重船，多是在路买卖，违程住滞”；“押纲之人，多是请求而得，往往沿路移易官物，于所至州县收买出产物货，节次变卖，以规利息”；“诸路合发上供钱粮、金银、匹帛、杂物等纲，在路多是妄作缘故，住岸贩卖”。

盛唐时期，弃农从商是法律禁止的，唐太宗曾下诏：“民有见业农者，不得转为工贾。”但到了晚唐—两宋时期，农人弃耕从商，或者半耕半商便是寻常事了，“客行野田间，比屋皆闭户。借问屋中人，尽去作商贾。”——这是唐中后期的情形；“方今天下之人，狃于工商之利，而不喜于农，惟其最愚下之人，自知其无能，然后安于田亩而不去。”——这是两宋时期的情形。让我再举一个实例：南宋时的岳州，农民“自来兼作商旅，大半在外”，州政府大概为了避免田地抛荒，“欲出榜招召，务令疾速归业；如贪恋作商，不肯回归，其田权许人请射（承佃耕种）”，想收回外出经商的农人的产权。但朝廷最终没有同意，因为户部认为，“商人田产，身虽在外；家有承管，见今输送二税，难许人请射。”保护了经商农人的产权，也承认农民兼业的现实。

就连方外之人也卷入到商业潮流中来。在岭南，依当地风俗，“市井坐估，多僧人为之，率皆致富”；在京师，位于东京汴河边的大相国寺是最大的商业交易中心之一，“每月五次开放万姓交易”，“中庭两庑可容万人，凡商旅交易，皆萃其中，四方趋京师以货物求售、转售他物者，必由于此”，在这里做买卖的生意中，便有僧人、尼姑；在成都，大慈寺也是“地居冲会，百工列肆，市声如雷”，是成都“十二月市”的重要交易平台。宋人并不认为红尘的喧嚣、市井的热闹会败坏佛家的清净，反而认为，这恰恰是人间繁华的表现：“以游观之多，而知一方之乐也；以施予之多，而知民生之给也；以兴葺之多，而知太平之久也。”

女性经商也不少见。宋人笔记《鸡肋编》记述了一个开茶坊的少妇：“尝泊舟严州城下，有茶肆妇人少艾，鲜衣靓妆，银钗簪花，其门户金漆雅洁，乃取寝衣铺几上，捕虱投口中，几不辍手，旁与人笑语，不为羞。”放在今日，大概率会成为网红式的“茶坊西施”。临安著名小吃“宋五嫂鱼羹”的创始人也是一位女子，叫宋五嫂，原本是“汴京酒家妇，善作鱼羹”，宋室南渡后，南下寓居杭州，继续卖鱼羹，因为手艺很好，“人竞市之，遂成富媪”。宋诗“九市官街新筑成，青裙贩妇步盈盈”、“忆昔剪茅长桥滨，朱娘酒店相为邻”、“门前健妇能招商，茗碗角铒邀人赏”，写的都是活跃于市井的女商人。还有一位宋朝诗人写了一首长诗，歌咏巾帼不让须眉的闽南商女：“……插花作牙侩，城市称雄霸。梳头半列肆，笑语皆机诈。新奇弄浓妆，会合持物价。愚夫与庸奴，低头受凌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