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文明传承和信息记录的载体，书籍是每个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无论是“学而时习之”的刻苦，还是“不求甚解”的消遣，书籍总能带给我们以精神层面的愉悦和满足。

古时，统治者为了消弭舆论、钳制思想，时常大举销毁各类书籍。自秦始皇“焚书坑儒”开始，在历朝历代各类烧书、毁书，以及各类“文字狱”的摧残之下，那些珍贵的经典书籍最后都去哪儿了呢？

先秦两汉的书籍保存和文化传承

得益于领先同时代的文字系统，中华民族自古便有收集和整理信息的优良传统。即便是在遥远的商周时代，那些镌刻于青铜和甲骨之上的文字，亦有专门的国家机构负责收纳和保管。正是通过那些“父子相传，以持王公”（《荀子·荣辱篇》）的史官不懈努力，中国文明才呈现出“三代虽亡，治法犹存”的薪火相传的局面。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竹简的普及，周王室及各诸侯国的藏书开始变得日益丰富，并由此诞生了相当于今天“国家公立图书馆”的“藏室”。春秋末年著名的思想家李耳，曾以“守藏室之史”的身份接待了前来“问礼”的鲁国学者孔丘。从此后孔丘的弟子一次性从“藏室”借阅、抄录了大量典籍的情况来看，在周王室的“藏室”之中，应该拥有一整套完备的书籍收藏和调阅制度，并通过分门别类的书架予以存放。

先师孔子行教像拓片。作者/（唐）吴道子

随着秦汉帝国的崛起，大一统的中央王朝首先面对的便是从全国各地不断涌来的海量信息。秦始皇每天不得不以衡石量书，汉武帝刘彻更不得不面对东方朔一人便上呈“三千奏牍”的难题。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央政府不得不设立专门的“秘府”，将各类重要典籍收藏在能有效防止火灾，且能保持恒定温度和湿度的“石室”之内，收纳于装有黄铜包边的“金匮”之中。这与今天的档案室或许有些相似。

也正是源于皇室图书馆的存在，虽然秦始皇曾两度“焚书坑儒”，但历代史志、先贤智慧仍能够得以传承。如秦末乱世中，刘邦麾下重臣萧何在“先入关中”之后，便第一时间接收了秦丞相府、御史府所藏的律令、图书，掌握全国山川险要、郡县户口，对日后制定政策起到重要作用。

当然，皇家的石屋金匮固然是保存书籍资料的理想条件，却并非寻常人家所能拥有的，真正令大量上古典籍经历秦汉乱世流传下来的，还是国人对知识的渴望。当时，大多数读书人小心翼翼地将手头有限的卷册，收纳于名为“书笈”的竹箱之中，背负着它踏上了上下求索的道路。

东汉时代的学者任末年少之时，曾背负上满载书卷的竹笈，四处游学。每到一处他便“编茅为庵，削荆为笔”，随后取出竹笈中的书籍“夜则映星月而读，暗则缚麻蒿自照”。有趣的是，如任末这般“负笈从师”的古代求学游子形象，最终是通过徐克电影中并不曾好好读书的“宁采臣”而深入人心。

张国荣扮演的宁采臣。来源/电影《倩女幽魂》截图

可以说，正是那些深藏于宫闱的石室之中的金匮、背负在学子的身上竹笈，令诸多上古典籍躲过了来自政治与战火的劫难，顽强地留存了下去，并最终在天下再定后重新传播开来。

门阀时代的书籍流传

随着造纸术的普及和发展，魏晋时代的人们已然有了洛阳纸贵的烦恼和困扰。除了抄录各类典籍之外，呈现于纸上的书画作品也成为文人雅士趋之若鹜的文化收藏。在这样的情况下，不仅用于收藏文化产品的书橱在形制上逐渐走向成熟，很多高门子弟也以收集整理上古典籍为毕生事业，由此诞生了“两脚书橱”的典故。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被冠以“两脚书橱”名号的，是生活于南朝宋、齐两朝之间的文学家——陆澄。作为崛起于东汉、三国时代的吴郡陆氏后裔，陆澄自幼好学，甚至达到“行坐眠食，手不释卷”的地步，但过于耿直的性格令他仕途坎坷，以至到了晚年，反而成了后起之秀王俭的下属。

王俭不仅是昔日与司马氏“共天下”的琅琊王氏之后，更是宋明帝刘彧的女婿，辅佐齐太祖萧道成废宋自立的有功之臣。面对这样一个后来居上的领导，陆澄本应俯首帖耳、唯命是从。

但偏偏王俭也是一个爱读书的人，虽然对陆澄还算客气，可一旦摆出自己博闻多识的架势来，陆澄还是按捺不住的委婉顶撞道：“在下是个闲人，平生就以读书为业。而且年纪比领导你大很多。领导年纪轻轻就身负重任，就算有时间看书、一看就能记住，恐怕也没在下见过的多。”（仆年少来无事，唯以读书为业。且年已倍令君，令君少便鞅掌王务，虽复一览便谙，然见卷轴未必多仆。）随后陆澄让王俭先列一个书单，自己在这个基础上又列了几百个书名，王俭竟一本也不曾看过，只能叹服。

陆澄虽被称为“当世硕学”，却一直没有发表自己的作品，一度想要编撰《宋书》，也始终未见动笔，王俭便取笑他说：“陆公，书橱也。”大体是揶揄他空有满腹经纶却不懂运用。对于领导的调侃，陆澄也只能报以尴尬又不失礼貌的微笑，事实上陆澄一生不仅保护和挽救了诸多在社会动荡中散佚的“坟籍”，自己也写下了不少地理方面的著作和各类传记，可惜这些作品都在其死后才公诸于世，先于陆澄去世的王俭最终还是无法看到。

陆澄画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