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朝时期，尽最大力量保存各类典籍的还是梁武帝萧衍之子昭明太子萧统。萧统生性恬淡，勤奋好学，他过目成诵，少时即读遍经书，擅长诗赋。萧统为广览博采诸子百家典籍，漫游江浙一带，到过常熟、江阴、天目山等处。他在二十岁时来到招隐寺，见这里远离尘嚣，幽雅清静，是读书的绝佳之地，便留下来在此建了一座读书台，潜心读书。

萧统一次性移东宫藏书三万卷于招隐寺，把梁武帝派人送来供他享用的几十车豪华物品婉言退回；把宫女御乐全部打发回建康。身边一个太监劝他将御乐留下，萧统吟起西晋诗人左思的著名诗句：“何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以此表达自己潜心攻读编纂，不沉溺女色乐音之志。最后，他只留下八个太监随侍身旁。

萧统画像

此后，萧统召集天下英才名士齐聚寺内增华阁，其中包括已入佛门为僧的“文心雕龙”作者刘勰和“诗品”作者钟嵘。他们在增华阁共同研究，商榷古今，历时多载，编选成功我国第一部文学总集――《昭明文选》。可惜的是，《文选》编成后，心力交瘁的萧统不久双目失明。梁武帝萧衍得知儿子病重，派人将他接回建康。最终，萧统英年早逝。由此，招隐寺也留下“读书人去留萧寺，招隐山空忆戴公”的传说。

或许陆澄、王俭、萧统这些“高门子弟”大量收集上代典籍的确存在一定私心，但客观上保护了中原大地千百年流传下来的诸多典籍，令其不至于在频繁的天灾人祸中散佚，在未来的岁月中重放光彩。

《北齐校书图》。作者/（南北朝）杨子华（传），来源/波士顿美术馆

无独有偶，中国北方也有一些士大夫阶层全力保留着各类文化典籍。源于特殊的政治环境，他们不得不将典籍披上宗教的外衣。如东晋第一个最富影响力的高僧道安，便出生于一个儒学世家。被前秦国主苻坚俘获后，由于其“外涉群书，善为文章”，以致“长安中衣冠子弟为赋诗者，皆依附致誉”。苻坚也“敕学士内外有疑者，皆师于安”，以致“京兆为之谚语说：‘学不师安，义不中难。’”可以说，道安是利用其在佛教界的影响，在各类典籍的保存和传播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唐宋时期的私人书籍传承

中华文明在隋唐两代进入又一个鼎盛时代。强大的国力催生出空前繁荣的文化，书籍传承的模式也日益完善，更出现以家族为单位的私人藏书。唐代诗人白居易在晚年曾亲手制造了一架柏木书柜，作为送给外孙的礼物，并写下著名诗句《题文集柜》。

这首诗中，白居易先是不无自夸地展现了自己一生的文学成就：“我生业文字，自幼及老年。前后七十卷，小大三千篇。”但随后又委婉表示自己一生无子，从弟弟白行简膝下过继的养子白阿崔亦早年夭亡，面对世事无常，他只能希望自己的女儿能将这些书卷传给外孙：“身是邓伯道，世无王仲宣。只应分付女，留与外孙传。”

纸制书籍在漫长的历史长河面前终究是脆弱，无论主人在世之日照顾得如何细心周到，在不可预见的未来，它们都会面对离散、散佚甚至烟消云散的结局。正因为相伴短暂，才让藏书的拥有感更趋真实和难能可贵，恰如白居易在诗中所说：“诚知终散失，未忍遽弃捐。自开自锁闭，置在书帷前。”

《勘书图》。作者/（五代十国）王齐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