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上映的电影《长安三万里》，以李白与高适的故事为线索，展现了大唐的诗歌与历史。高适出身落魄将门，进京赶考但屡试不第，后投身军旅；李白出身大户商贾，恃才傲物，然而在政治上懵懂无知，最终卷入叛乱。

安史之乱中，永王李璘发动叛乱，李白因一度为永王幕僚而落下叛乱罪名，在其兵败后被捕入狱。高适却有敏锐的政治嗅觉，官拜淮南节度使，讨伐永王，平定叛乱。狱中的李白向高适求救，高适却没有伸出援助之手，二人多年结成的友谊走向了破裂。

《长安三万里》中的李白与高适。来源/电影《长安三万里》预告截图

从把臂同游的知己，到形同陌路的过客，高适与李白的关系令人唏嘘不已。如果“人生若只如初见”，谁又能想到高李二人的友谊之船会以这样的形式倾覆呢？

相识于微末

高适祖上是渤海蓨县人，其祖父高偘是高宗时名将，曾擒突厥车鼻可汗，攻高句丽，官至左监门卫大将军，辽东道、陇右道持节大总管，封平原郡公，食邑二千户。父亲崇文为韶州长史，但在高适少年时便去世，高家也因此家道中落。唐代制度规定，五品以上官员的子孙，可由门荫入仕。根据祖父的官位，高适是拥有门荫特权的，但高适决心不走门荫之路。二十岁时前往长安求取功名，没有成功，只能长期寓居于梁、宋地区（今河南省商丘市），以耕钓为生。

唐代制度规定，边帅可以自辟佐吏，所以从戎入幕也就成为士人仕进的一条途径。虽然这条途径相当狭窄，但如果有机会立军功，或者受到边帅的赏识、提拔和举荐，也能很快升迁，官至高位。高适的祖父曾两任边帅，他选择走这条路当是受家庭的影响。开元十八、十九年左右(730-731)，高适决定投笔从戎，北上边疆。在燕、赵一带游历期间，高适想去朔方节度副使信安王李袆、幽州节度使张守珪幕中谋得一官半职，但始终未能如愿。面对军中的黑暗、上位者的昏庸，高适无从干预，更无力改变，最后只能愤懑而归。开元二十三年（735），高适再次赴长安应试，又名落孙山，在京城盘桓三年后落魄还家，借酒消愁、隐遁山林便成了他生活的常态。

与高适不同，李白此时早已名扬天下。天宝元年（742），在玉真公主的推荐下，42岁的李白终于时来运转，受诏入朝觐见。12年前，初入长安的李白求仕无门，留下了“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的嗟叹。而这一次，李白得到了唐玄宗的厚待。李白入京后，玄宗降辇步迎，亲为调羹，随即又让李白“供奉翰林，随时待诏”。这段翰林生涯也成了李白终生难忘的辉煌岁月，之后也被反复回忆。

影视中的李白。来源/电影《妖猫传》截图

“翰林”二字听起来尊贵超然，但在玄宗眼里更像是身边解闷帮闲的文人。在长安期间，李白最大的成就可能就是留下了《清平调》三首：

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

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

一枝红艳露凝香，云雨巫山枉断肠。

借问汉宫谁得似，可怜飞燕倚新妆。

名花倾国两相欢，长得君王带笑看。

解释春风无限恨，沉香亭北倚阑干。

春风得意之余，李白的仕途之路很快夭折了。天宝三载（744），李白向玄宗递交辞呈。玄宗甚至没有做出任何挽留的姿态，赐了一笔丰厚的遣散费就放任李白离职。对于自己的“主动离职”，李白本人的解释是为小人背后中伤，他日后在诗中曾反复写到这一点：“青蝇易相点，白雪难同调”“谗惑英主心，恩疏佞臣计”“骑虎不敢下，攀龙忽堕天”“君王虽爱蛾眉好，无奈宫中妒杀人”，暗指杨贵妃、高力士和李林甫等人向玄宗进谗言以致自己失宠。这一说法可能是真的，但置于那个时代“吏治与文学之争”的政治基调下，文人李白不被官场所容也是符合逻辑的。

“无官一身轻”后，李白邂逅了高适。

谈及高适、李白二人的交游，无法绕开另一位诗人杜甫，高李之间的事迹多见于杜甫的诗歌和与他相关的史料。在李白弃官的这一年，44岁的李白在洛阳和汴州一带遇见了33岁的杜甫，这可能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一次伟大的相遇。一千多年后，闻一多先生将这次相遇描述为“青天里太阳和月亮碰了头”“四千年的历史里，除了孔子见老子，没有比这两人的会面更重大，更神圣，更可纪念的”。

几个月后，李杜相约在梁、宋一带见面，寓居于此的高适便成为李白、杜甫这两位诗坛巨星再次相遇的见证人。与杜甫相比，高适与李白年龄相仿，性情相投，都喜欢舞文弄剑，很快就成了莫逆之交。三位大诗人一起度过了一段美妙的时光：一起作诗，一起吟诗，一起打猎，一起梁园访古，一起纵酒高歌，一起郁郁不得志，食则同羹，寝则同席。杜甫日后作《遣怀》一诗回忆往事：

忆与高李辈，论交入酒垆。

两公壮藻思，得我色敷腴。

气酣登吹台，怀古视平芜。

芒砀云一去，雁鹜空相呼。

两个多月后，三人依依惜别、各奔东西。此后数年间，虽然天各一方，但三人间有书信往来，交流诗文，互相激励。

殊途而同归

天宝十一载（752）秋，杜甫、岑参、高适、储光羲与薛据五位诗人同登长安慈恩寺塔（今大雁塔），一人作一首登临诗。这可能是盛唐诗坛最瑰丽的群英会，也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一件盛事，其光彩夺目可能仅次于李杜相遇。此时的高适已经49岁。

登塔后没多久，落魄半生、报国无门的高适很快遇到了自己的伯乐——哥舒翰。当年秋冬，高适随哥舒翰一路向西，到河西节度使幕府任掌书记。天宝十二载（753），哥舒翰率大军从吐蕃手里收复九曲（今青海、甘肃相邻处），被唐玄宗封为西平郡王，高适写下《九曲词三首》为之庆贺：

许国从来彻庙堂，连年不为在疆场。

将军天上封侯印，御史台上异姓王。

天宝末期，高适选择将个人命运与王朝开疆捆绑在一起，在使自己名声大噪的同时，也为人生的光辉蒙上了阴影。天宝十三载（754）六月，杨国忠为报三年前征伐南诏惨败之仇，在各项战备工作都不充分的状况下，强行派李宓率七万大军二征南诏。南诏见唐军势大，采取坚壁清野、闭城不战的策略。待到远征军粮尽，士兵因疫病和饥饿而死的人数达到十之七八，李宓只得被迫撤军，途中又遭到南诏军队的追击，唐军险些全军覆没。在两次征讨南诏的战争中，唐军前后的损失高达十余万人。这两场败仗，不仅破坏了政治生态，还耗尽了盛唐的最后元气，在安史之乱前夜平白损失了一支本可用于平叛的生力军。然而，高适却作《李云南征蛮诗》为之鼓吹：“廉蔺若未死，孙吴知暗同。相逢论意气，慷慨谢深衷。”在高适笔下，杨国忠和败军之将李宓竟有了古之贤相名将之风采。为这样一场惨败歌功颂德，高适将自己和边塞诗均置于尴尬的处境。

阙楼仪仗图。来源/陕西历史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