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适、来瑱和韦陟三大节度使的军队会合于安陆（今湖北省安陆市）。在正式开战前，高适写下《未过淮先与将校书》，晓谕永王军中将领认清形势，早日归顺朝廷。这一攻心计的效果可谓立竿见影，永王军在交战前就陷入了无心恋战乃至士气瓦解的状态之中。

至德二载（757）二月，唐军进驻长江北岸的战略要地瓜步（今江苏省南京市六合县东南），人数只有三千，但“广张旗帜，列于江津”，用疑兵之计先声夺人，挫伤永王军的士气。永王和儿子李偒登城隔江远望，“始有惧色”；大将季广琛深知大势不可为，令诸将各奔前程，当日便各自领军四散而去。就在永王众叛亲离之际，唐军沿江列阵，夜燃火把，故意让每个士兵“人持两炬”，虚张声势。永王怀疑朝廷军队即将大举渡江，带着家小和亲信连夜逃跑，等到次日清晨才发现无人渡江，于是入城收拾散兵，还想有所作为。但唐军此时真的渡江追击，交战中李偒中箭受伤，本就士气低迷的叛军一哄而散。永王带着少量残军想经过江西南逃岭南，但在二月下旬被江西采访使皇甫侁拦下，最终李偒被当场格杀，永王中箭被俘，很快就在驿馆中被杀。

从下山入幕到永王败亡，李白追随永王的时间也就一个月左右。但这一个月的政治投机，却让李白身陷囹圄，甚至有性命之忧。李白在永王兵败后本想逃往庐山，却在途中被官府捕获并投入浔阳（今江西省九江市）的监狱。在狱中，李白仍未意识到自己涉入的是高度敏感、讳莫如深的皇室内争，坚信自己清白无辜，积极写信给各路友人及权贵以求脱罪。在这些人中间，高适和李白相交最深，且此时的高适参与了平定永王叛乱，对李白案应有一定的话语权。李白作《送张秀才谒高中丞》一诗托人带给高适，请求昔日老友能出手相救：

秦帝沦玉镜，留侯降氛氲。

感激黄石老，经过沧海君。

壮士挥金槌，报仇六国闻。

智勇冠终古，萧陈难与群。

两龙争斗时，天地动风云。

酒酣舞长剑，仓卒解汉纷。

宇宙初倒悬，鸿沟势将分。

英谋信奇绝，夫子扬清芬。

胡月入紫微，三光乱天文。

高公镇淮海，谈笑却妖氛。

采尔幕中画，戡难光殊勋。

我无燕霜感，玉石俱烧焚。

但洒一行泪，临歧竟何云。

李白在诗中大赞高适稳镇淮海，能在谈笑间廓清妖氛，又以邹衍之事作喻，急陈自己已处于玉石俱焚的危险境地，末云“但洒一行泪，临歧竟何云”，寄寓祈盼高适搭救自己的期望。虽然诗中对高适的赞扬不能排除求救时的奉承，但结合高适当时的身份地位，这些赞扬仍体现出李白对高适政治才华的肯定。而身处危难之际，又是面对叛乱这样的大罪名，能够直接开口求援的对象，也必定是早有交情且相互信任的挚友。

对于李白的请求，高适没有回应，更没有出手相救，这固然可以说高适冷酷无情，但他若是担心被李白逆案牵连也是人之常情。高适和李白曾经共同游历，是文人之间相互欣赏，从而结交。而高适和李白的秉性是完全不同的，在李白需要帮助时，他想到了昔日的朋友高适，真诚地向其袒露心迹，希望他能救助自己，然而高适的附势人格主观上决定了他不会救助李白。

我们不必过于苛责高适，毕竟反叛在任何一个王朝都是不可宽赦的大罪，越是在反叛方地位重要，平叛后就越会受到严惩。这种时候，如果身为朝廷平叛军统帅的高适出面为李白奔走，只能使矛盾的焦点和朝廷的注意力集中在李白身上，反而会导致李白遭受更大的灾难。李白的特殊之处在于，他虽然只是永王集团决策层之外的一介文士，却是永王阵营中唯一举国皆知的名士。当然，这更能说明李白的政治认知是何等幼稚，宦途追求是何等热切。深谙官场权术的高适敏锐地认识到这一点，对当时的形势有充分评估，并做出了不出面营救的决定，不救之救也许正是高适所希望的，并不能因为高适没有回应李白的求救诗就断定他对李白漠不关心、毫无相救之意。

盛唐诗人多仕途坎坷，只有高适凭借平定永王之乱乘风而上，官至节度使，如《旧唐书·高适传》所言：“有唐已来，诗人之达者，唯适而已。”高适不救李白，自然杜绝了引火烧身之忧，确保了仕途的安全，同时也付出了自外于“诗人共同体”的代价。很多与李白并无深交的人都积极参与了营救，其中有宰相崔涣和御史中丞宋若思，《新唐书·李白传》中还声称：郭子仪早年曾为李白所救，为了报恩，他这次也为从宽处理李白出了大力。李白不仅幸免于死罪，还一度获释并加入宋若思幕府，但终被判罪长流夜郎（今贵州省遵义市桐梓县）。幸运的是，李白在流放途中至白帝城时遇赦，立即返舟东下江陵，并快意地写下了千古名篇——《早发白帝城》。

从此萧郎是路人

浔阳狱后，高适的冷漠和无动于衷让李白感到义愤，由此对高适的人格产生了质疑。李白似乎刻意删去了他诗文集中关于那段三人漫游的记录，并在《君马黄》《箜篌谣》等诗中表达了对交友之道的质疑，使得曾经携手同游、相互欣赏的友情最终走向决裂。在李白和高适的诗文集中，都无明显记录两人同游或交往的作品，这也印证了两人友情的变化。如此令人扼腕的结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高适的人生选择，这种选择既显示出高适善于观察政治动向的能力，也看出高适对待友朋的取舍态度。高适是一个入世思想强烈的人，他的一生都在为政治考量，朋友在他心中并没有占据最重要的位置。

在生命的最后几年，李白暮年壮心不已，无论多少困蹙悲泣，都无法湮灭其入世之心。听说名将李光弼出镇临淮后，年过六旬的李白又动了从军之念，可惜投军途中因病被迫返回金陵。宝应元年（762）冬，李白深染沉疴。在日暮途穷之余，只能去当涂投奔担任县令的族叔李阳冰。当年十一月，62岁的李白病逝于当涂，临终前将一生诗作托付给李阳冰。在他去世一年后，一封朝廷诏书姗姗来迟：任命李白为左拾遗，即刻进京。对于一生都求仕无门的李白而言，这一迟来的官位或足以慰风尘。

高适之前虽拒绝营救李白，但对落魄的杜甫却尽力照拂。乾元二年（759）年底，弃官南下的杜甫一家抵达成都，在西郊盖了一所草堂，重逢了来此赴任的高适。高适对生活困苦的杜甫多有照顾：“故人供禄米，邻舍与园蔬”。上元二年（761）正月初七，高适给成都草堂寄去了一首诗，怀乡思友感时忧国：

人日题诗寄草堂，遥怜故人思故乡。

柳条弄色不忍见，梅花满枝空断肠。

身在远藩无所预，心怀百忧复千虑。

今年人日空相忆，明年人日知何处。

一卧东山三十春，岂知书剑老风尘。

龙钟还忝二千石，愧尔东西南北人。

杜甫当时并没有看到这首诗，大历五年（770）正月，他才在书卷中偶然发现，顿时“泪洒行间，读终篇末”。而五年前，高适已经在“心怀百忧复千虑”中去世。

少陵草堂碑亭。来源/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

明代文学家胡震亨在《唐音癸签》卷二五中，对李白、杜甫和高适有如下评论：“高适，诗人之达者也，其人故不同。甫善房琯，适议独与琯左；白误受永王璘辟，适独察璘反萌，豫为备。二子穷而适达，又何疑也？”这段话不但对李、杜、高的人生结局作了很好的概括，且独具慧眼地指出他们穷达迥异的根本原因：高适比之李、杜，更具政治上的判断力和抉择能力。历史事实正是这样，安史之乱中，他们对待敏感的政治人物和事件的不同态度，是他们走向不同人生结局的要因。

参考文献：

张馨心：《盛唐诗人高适、李白的人生选择及交游关系新议》，《甘肃社会科学》2013年第4期

丌凤珍：《试论李白、杜甫、高适的人生理想与政治智慧》，《山东社会科学》2014年第1期

郭娟：《李白高适一见如故再见陌路》，《艺术品鉴》2020年第28期

张明扬：《弃长安——安史之乱前后的内廷、诗人、政争与叛乱》，天地出版社，202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