饧糟是当时人们制作麦芽糖的剩余物，简单加工一下喂给爱吃甜食的狗；猫食是什么原书没有提，却是跟小鱼一起供应的。狗粮猫粮不贵，营业额也不很大，却属于高度细分市场，其出现说明市场经济已经发达到一定地步，卖小吃的市场都饱和了才有人转向宠物生意。

宋代鼓励商业的举措很多，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当属宵禁废弛。2019年《长安十二时辰》热播，很多人为唐代长安城元宵夜的恢弘美景所惊艳。实际上，唐代实行宵禁制度，平时晚上出门算犯法，被巡街使抓住要重罚；唐代坊门一年中只有元宵节才开宵禁，允许老百姓上街点花灯、搞游行。为什么老百姓在元宵节那么能闹腾？就是因为太稀罕了，一年就那么一回啊。可怜唐人连在虚构作品里都不敢犯夜，描写狐妖的唐代作品《任氏传》中，郑公子跟狐妖任氏缠绵之后回家，坊门还锁着，他也只好“坐以候鼓”。

这种宵禁几乎占据了整个中国古代，从先秦直到清朝，夜里不让百姓上街是常事。有首元曲假借唐玄宗之口说“朝朝寒食、夜夜元宵”，在明代《警世通言》和清代《儒林外史》中都有出现，一般认为，这个成语是说夜生活美好。但细想想不难明白，这恰恰说的是宵禁太严，元宵节这样能自由自在的夜晚太难得！

宵禁对商业实在不友好。农耕时代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晚上不让出来玩就不会有人买零食吃，小商贩就起不来。宵禁放大了世间不平等，权贵家大业大，能“夜夜元宵”，在高墙后的私邸中大摆酒宴、留宿宾客，普通人就那两三间茅草屋，晚上只能窝在家里等天明。

宋代偏偏是个例外。公元965年，宋太祖赵匡胤诏令开封府：“令京城夜市至三鼓已来，不得禁止。”这一诏令效果明显，《东京梦华录》中记载：“夜市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三更是夜里11点到凌晨1点，夜市能坚持到这个时候，能做的生意基本都能顾到。而且三更1点开始宵禁、五更3点就又开禁，这宵禁也就是个摆设。

而且宋代夜市不分官民，上下同乐。《水浒传》里写得好，雷横晚上能去勾栏看粉头唱戏，朱仝晚上能带着小衙内去看河灯，李逵这样的粗夯大汉也能趁着夜色偷走并杀死小衙内，给自己人生又添一污点。道君皇帝宋徽宗想见李师师又想掩人耳目，只好挖条地道钻过去。

唐代长安被分隔成一百零八坊，坊与坊之间有高墙相隔，不开坊门人根本过不去。坊墙在宋代逐渐消失，作为演出场所的勾栏瓦舍兴起，令人们有了看戏好去处。晚间去小酒馆一坐，喝至微醺再出门逛吃，到了勾栏就给台上的演员喝个彩，宋代人的夜生活怕不是要羡煞其他朝代的古人。

唐长安城平面图。来源/张驭寰著《中国城池史》，百花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

所以不难理解，为什么唐诗虽多，但描写夜市的甚为稀少，“夜市千灯照碧云，高楼红袖客纷纷”已经算是绝唱。宋词里夜市景象可不稀罕，一句“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传唱千古，“华灯火树红相斗，往来如昼”之类的句子则比比皆是。

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无论是汉隋唐还是元明清，宋都是对商人比较友好的朝代。但这种友好不是没有代价的。在缺少公正分配机制的古代社会，商人过得好有可能会损害别的阶层利益。

农业社会里，有钱人必然要广置田产，依靠出租耕田剥削佃户，再用剥削来的钱获取更多田产。这个过程叫土地兼并，土地越来越集中，老百姓受的剥削越来越重，最后就要造反了。所以至少在面子上，历朝历代还是要抑制土地兼并的，“重农抑商”是不少朝代的基本政策。

宋朝又特立独行了。既然鼓励商品经济，那土地作为商品流转也很合理。唐中期以后，对社会失去掌控力的中央朝廷已经“兼并者不复追正，贫弱者不复田业，姑定额取税而已”；宋代干脆“不抑兼并”，让有钱人随便买地去。只有在王安石变法中才有过抑制土地兼并的努力，等新法废除、恢复旧制，宋朝廷干脆不再操土地兼并的心了。结果就是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特别是官、商、绅一体的大地主开始广泛出现。光一个六品的比部员外郎郑平，就“占籍真定‚有田七百余顷”，贫富分化严重。

王安石画像。来源/中国历史博物馆保管部编《中国历代名人画像谱》，海峡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

在缺少现代法律制约的宋朝，大商人、大地主有了经济地位，下一步要的就是特权。西门庆在阳谷县广有势力，人命官司都能轻松花钱摆平，这进一步破坏了本就薄弱的社会公平。靠权势爬上去的权贵之间也没啥规则，黑吃黑直到决出黑老大为止。

官商利益绑定过深也加剧了宋代腐败。宋真宗时，宰相王钦若科场受贿案被人揭发，皇帝亲自为他开脱；宋哲宗时，贪腐官员免死、免杖和免黥的“三免”竟然成了制度。宋代官吏连救灾专用的粮库都敢偷，真遇到灾情只好隐瞒不报。1090年，宋哲宗在位期间，秀州嘉兴县民数千去县衙报告灾情，“知县王岐、主簿王旗不为受接”，最终导致百姓聚众抗议，47人因踩踏而死。

宋哲宗坐像。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