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之时，黄老神仙之学一度盛行，人们热衷求仙问道，什么彭祖、延年等名字比较普遍。民间开始大量出现给孩子起“贱名”的现象，如司马相如的小名就是“犬子”。这个现象的出现，除了和父母随意起名有关，还和当时的民间信仰有关。人们认为，人刚出生的时候，发育很不健全，一些“灵异”会打孩子的主意，家长稍不注意，就会出问题。为此，父母会起一个听上去很让人嫌弃的名字，以便让“灵异”一听就产生厌恶之情，绕道而走，从而确保孩子无虞。这种起“歪名”的情况一直持续到当代，尤其在北方农村，什么狗剩、二愣子之类的“歪名”仍然时有耳闻。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中国战乱频仍，谁也顾不了什么起名的规矩，怪名字层出不穷。比如前文提到的张丑，他的大儿子叫张狗儿，小儿子叫张猪儿。张狗儿立下不少军功，宋明帝在封赏张狗儿时，觉得这个名字太不雅了，就给他改名为张敬儿。南朝皇室中的一些人，对起名似乎也不太讲究，比如梁简文帝很钟情“大”字，他的儿子都叫萧大心、萧大款、萧大球、萧大连等等。

隋唐时期，中华民族展现出旺盛的生命力，民族交融盛况空前，民族之间相互影响，这一时期的名字明显带有少数民族色彩。唐朝开创者李渊，其祖上李虎曾因功被北周皇室赐姓大野，李虎也被称为大野虎。在敦煌出土的唐代写卷中，有大量下层百姓姓名，体现出民族文化交融的特点，如什么米狗义、冯锅锅、王皮乱、仙仙、崔残奴、叱于粪堆等等，这些“怪名”在今天看起来不可思议，但在当时的人们却见怪不怪，认为再正常不过。

敦煌遗书 麦粟黄麻便破历。现藏法国国家图书馆，善本书号为Pelliot Chinois 3959。来源/中国国家图书馆古籍数字化网站“中华古籍资源库”

两宋崇文抑武，文治渐隆，朝野的“怪名”“奇名”“贱名”大为减少，人们大趋向于取一个比较“正常”的名字。可到了元代，又出现了大批五花八门的名字。一个突出的现象是民间有大量的数字名字，如朱元璋原名朱重八，他父亲叫朱五四，他爷爷叫朱初一。朱元璋的大将常遇春的父亲叫常六六、他的爷爷叫常重五。

这其中的原因，清朝学者俞椒春在《春在堂随笔》中引述了他在一本家谱中看到的一句话：“元制，庶人无职者不许取名，止以行第及父母年齿合计为名。”也就是说，元朝百姓不能有名字，只能用自己的排行或父母的年龄相加来称呼。不过，俞椒春在这句后面加了一句：“此于《元史》无征”，就是说在元史中查不到相关内容。

就我们今天看到的一些元代资料看，元代百姓按规矩起名的人很多，其中包括不少由元廷赐给汉人的姓名。再者，百姓用数字起名，早就有了，诗仙李白就有个别名，叫李十二。至于为什么在元出现了数字名字的“大爆发”，恐怕还需进一步考证。

元朝时期有大批蒙古人音译的汉文名字，看起来怪怪的。比如，当时“不花”特别多，如怯的不花、普颜不花等等。这里的“不花”不是不开花或不花钱的意思，而是蒙古语中“牛”的意思。

到了明清，看上去“不正经”的名字大大减少。不过，在清初期，满人的名字还是保留一些民族特色，比如，多尔衮的意思是“狗獾”，将领傅喇塔的意思是“烂眼皮”等等。这种现象从康熙朝时期大为减少，满人的名字也日趋工整、主流。不过也有例外，雍正皇帝在继位之后，将曾经对自己继承皇位形成强烈挑战的八阿哥胤禩和九阿哥胤禟改名为阿其那和赛斯黑，满语意思分别是猪狗不如和讨厌鬼。

影视中的八阿哥胤禩（王绘春饰）。来源/电视剧《雍正王朝》截图

或许有人会说，名字就是一个符号而已，没什么大不了的。此言差矣！因名字而受青睐，或因名惹祸的大有人在。比如，1424年的科举，第一名本来是孙曰恭，第二名是邢宽。当时永乐皇帝在点状元时，觉得曰恭加一起，不是个“暴”字吗？不太好。而邢宽，宽刑薄赋，很合朕意。于是，邢宽被点了状元，孙曰恭被降为探花。1868年的科举，第一名本应是叫王国钧的人，可慈禧太后一听，什么？亡国君？不行，状元不能给他！这位王国钧被贬到第三甲。他的厄运只能算是刚刚开始，此后，他仕途非常不顺利，后来被罢了官，回乡当了一名教书先生。

有人可能还会说，以上都是什么科举点状元之类的事情，日常生活中没有那么大影响。其实不然，民国初年，章太炎有四个女儿，成年后，一个个落落大方、秀外慧中。可是，她们却一直待字闺中，乏人问津，章太炎一直不知道为什么。后来，有人提醒章太炎，原因是他的学问太大了。章太炎不知道什么意思，那人进一步解释，他给女儿起的名字太过古雅生僻：大女儿叫章㸚（lǐ），二女儿叫章叕（zhuó），三女儿叫章㠭（zhǎn），四女儿叫章㗊（jí）。许多人压根儿不认识这几个字，所以，也不好意思和她们交往或上门提亲。了解到这一点后，章太炎专门在公共场合解释了这些字的读音和意义，此后，这几个女儿的婚事才慢慢被解决。

章太炎晚年像。来源/章念驰《我的祖父章太炎》，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