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乾隆以后，浮囊也被广泛运用于黄河报汛工作，被称为“羊报”。兰州皋兰一带黄河沿岸设有两根铁柱，号称“将军”。铁柱上有刻度，是测定黄河水位的志桩。“将军”上的刻度水高一寸，河南的水头就高一丈。负责奏报黄河上游水情的水卒，身缚浸过油的羊皮袋，顺河而下，“腰系水签数十，至河南境，缘溜掷之，顺流如飞，瞬息千里”（张九钺《陶园诗集·洛中集·羊报行序》）。从甘肃兰州皋兰县一带至河南境，“羊报”快则七八天时间即达。水卒返回时则乘舟，要三个月方可到达。“羊报”应该是现代通信产生之前最快捷的消息传递方式。

此外，历史上的西南藏区还出现过以浑脱连缀搭建的浮桥。范铸《三省入藏程站纪》载：自龙树塘历阿墩子、多木，沿江行五十里至桥头，“桥阔六尺余，长五十余丈，以牛皮缝浑脱数十只，竹索数十条以贯之，浮水面，施板于上，行则水势荡激，掀播不宁”。此种浮桥，在我国的西北地区也存在过，甚而可能是古代军队临时架桥渡河的常用方式，对当今军事上的浮桥搭建具有一定启示意义。

俗语有“吹牛皮”，形容人夸夸其谈。顾颉刚先生认为，这一俗语正是来源于与浮囊相关的西北方言：“皋兰城北黄河两岸经营此种生计者至多，弥望皆牛羊皮筏也。故彼地人不耐人夸口时，便曰：‘请你到黄河边上去罢！’谓吹牛皮也。”（《顾颉刚读书笔记》卷十六《史林杂识初编·吹牛拍马》）其实，羊皮囊远比牛皮囊运用广泛，那么为何形容夸口不言“吹羊皮”，而说“吹牛皮”呢？这可能是因为，羊皮囊体积小，吹起一张羊皮，人皆能之，算不得什么。但牛皮体积大，普通人要吹满牛皮非常吃力，多数时候需要凭借“火皮袋”（用山羊皮制成的皮风箱）进行传导才能完成。因此，将那些夸夸其谈、言过其实的人形容为“吹牛皮”。顾颉刚先生这一推测很有道理。

羊皮筏子赛军舰

皮筏有时也被称为“浑脱”，但多数文献会将浑脱与皮筏区分开来。皮筏可谓是浮囊的发展，是由若干浮囊捆绑组合而成的渡河工具，囊体多为牛、羊皮囊，羊皮囊一般要去毛，充气；牛皮囊则有些充气而成，今多见者则是填充羊毛等浮泡之物在内，估计是牛皮不好吹吧。牛皮囊另有去毛、不去毛、毛在内、毛在外等多种类型。下水时，将鼓胀的牛羊皮囊捆绑在竹木排之上，囊体朝下，人或货物乘坐排上，即可渡河。羊皮筏子是皮筏的主要类型，最为常见。今天，皮筏仍旧广泛分布在西北黄河上游地区，西南如云南丽江等地也有零星分布。

民国大型牛皮货筏运输情形（来自网络）

皮筏具有以下特点：第一，吃水浅，利于复杂的河道航行；第二，不怕触礁，即便划破一两只皮袋也不妨正常航行；第三，制作简便，操作灵活，不需要专门的码头设施；第四，造价低廉，运输成本低，经济适用（见侯丕勋、刘再聪主编《西北边疆历史地理概论》）；第五，速度高于畜力，且不需燃料；第六，运量大，多用于多人载客或货物运输。鲁人勇对皮筏的载重能力有过记录：大型牛皮货筏的皮囊需120个，水手10人，载重量大约20吨；大型羊皮货筏的皮囊需460个，水手8名，载重量大约15吨；第七，皮囊数目可根据运载量进行灵活组合，大中型皮筏尚可组合成更大的皮筏，随组随拆；第八，只能顺流而下，如果缺乏外力牵引，则不能逆流而上。故俗语有云：“下水人乘筏，上水筏乘人。”

民国时期，不少学人曾体验过皮筏子。1938年8月，顾颉刚曾乘坐23袋的小皮筏，“人坐行李上，不便转侧，波澜旁冲，裳履尽湿。平时每小时可行二十里，较骡车约速一倍”（《顾颉刚读书笔记》卷十六《史林杂识初编·吹牛拍马》）。民国著名记者范长江在西北考察时，曾乘坐120个牛皮囊的大型皮筏子，其体验则极为惬意，“平稳宽舒，坐卧读书，皆甚相宜”，“筏上如张设帐幕，则立即可以布置成宽敞的水上行宫，空气与光线皆十足的美好，而且随河水的流动，终日有千变万化的风景，可以供旅行者的观赏”（范长江《中国的西北角》），这完全不似小型羊皮筏的乘坐体验。

皮船（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