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以来，书信的格式基本定型，而且出现了教人写信的书仪，直至隋唐，书仪在敦煌遗书中大量发现。这一时期的家书，像诸葛亮《诫子书》、曹操《诫子植书》、王修《诫子书》、羊枯《诫子书》、杜预《与子耽书》等，内容多为告诫劝勉子弟如何修身做人，是中国家训史上的名篇。除此之外，这一时期还有大量论政、论学、反映社会风貌的友朋书信，像曹丕的《与吴质书》和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均为反映当时社会风习与朋友亲情的典范之作。前者文辞优美，情感真挚；后者洋洋1800余言，引经据典，笔锋犀利，把作者不慕官位、疏远荣华、拒绝流俗、顺意率真、安静恬淡、追求“无为”的思想表现得淋漓尽致，这封书信也成为研究“竹林七贤”的重要文献。
历经唐、宋、元、明、清，社会生活不断发生剧烈的变化，家书在人们生活中的作用也越来越大。同时作为一种文学样式，家书进入文人的文集，各个时代名篇佳作迭出，像唐代卢氏的《训子崔元玮书》、李华的《与弟莒书》，北宋欧阳修的《与十二侄》、司马光《与侄书》、黄庭坚的《与四弟书》，明代李应升的《戒子书》、周怡的《勉谕儿辈》等。到了清代，家书遗存则更为丰富，如纪晓岚、郑燮、林则徐、曾国藩、李鸿章、胡林翼、左宗棠、张之洞等名人的家书，徽商、晋商的家书，闽粤侨批（即华侨家书），乃至普通人的家书，使后人在触摸清人内心世界和情感脉搏的同时，打开了清朝社会历史的另一扇窗口。
晚清民国以来，中国社会经历了巨大的新陈代谢。作为社会变迁的历史见证，家书凝结了更为丰富的内涵和复杂的情感。近代邮政的引进，使更多的人拥有了传递家书的可能，收递家书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内容。家书的内容更加丰富，除应酬交游唱和外，不乏表露心迹和记载史事之作，史料价值较高。像《曾国藩家书》《梁启超家书》《傅雷家书》等已成为妇孺皆知的经典，在阅读市场长盛不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