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时代的“奢侈之争”
科尔贝等法国重商主义者认为奢侈能使穷人依靠富人的开销过活，并能培养良好的品位，促进艺术的发展。这种观点受到了法国高级教士费奈隆的猛烈抨击。他在1699年出版的《忒勒马科斯历险记》中把奢侈描写为一种全民的腐败，认为在奢侈的支配下，“整个国家将走向毁灭；所有人都过着超出他们等级和收入的生活，一些人出于虚荣炫耀他们的财富；另一些人则出于不应有的羞耻感而掩饰自己的贫穷”。费奈隆对奢侈观念全面、深入的批评，在18世纪法国社会中引发了一场激烈、持久的争论，即著名的“奢侈之争”，其核心问题为奢侈对社会是否有益。
首先反驳费奈隆的是定居英格兰的荷兰哲学家曼德维尔。曼德维尔在《蜜蜂的寓言》中对“奢侈能毁损整个国家的财富”的观点提出异议，认为追求奢侈可以刺激消费，从而促进特定产业和商业的发展。《蜜蜂的寓言》一书传入法国后，对主张奢侈有益社会的论者让-弗朗索瓦·梅隆和伏尔泰产生了很大影响。梅隆认为，奢侈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动力，是经济发展中一个自然和必要的阶段，源于政府的富裕和稳定，普通人只有通过极其努力的工作才能享受奢侈，需要从法律上予以制止的，是懒惰而不是奢侈。伏尔泰则主张“奢侈会毁灭穷国，却使伟大的国家变得富有”，奢侈对法国经济而言是至关重要的，它将富人的荒唐转换为穷人急需的工作机会。
18世纪中叶，以魁奈为首的重农学派思想家则承继了费奈隆的观点，对奢侈加以谴责，认为奢侈对生产投资是一种阻碍，对不从事生产的阶级是一种鼓励。卢梭在《论科学与艺术》中，明确指出奢侈必然会造成风尚的解体和趣味的腐化，并对支持奢侈的哲学家们进行了犀利批评：“我知道我们那些富于独特原则的哲学家们，会不顾各世纪的经验，硬说是奢侈造成了国家的昌盛；然而纵令把禁止奢侈的法律的必要性置诸脑后，难道他们能否认善良的风尚对于帝国的存续乃是最根本的事，而奢侈则是与善良的风尚背道而驰的吗？”18世纪的这场奢侈之争延续几十年之久，吸引了众多文人、学者参与讨论，使得奢侈问题一直是法国旧制度后期公共领域的热门话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