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8年赤壁之战后，刘备共攻占了荆州（湖北湖南）四郡。《三国志.先主传》载，这四郡是武陵郡（湖南省常德市）、长沙郡（湖南省长沙市）、桂阳郡（湖南省郴州市）、零陵郡（湖南省永州市）（先主表琦为荆州刺史，又南征四郡。武陵太守金旋、长沙太守韩玄、桂阳太守赵范、零陵太守刘度皆降）。据《资治通鉴•第六十六卷》东汉建安十五年记载，210年，刘备还向孙权借了南郡（即历史上所谓的借荆州。南郡，旧郡郡治在江陵，湖北省江陵县。新郡郡治在公安，湖北省公安县。）《后汉书•刘表传》注《汉官仪》曰：“荆州管长沙（湖南省长沙市）、零陵（湖南省永州市）、桂阳（湖南省郴州市）、南阳（河南省南阳市）、江夏（湖北省武昌县西南金口镇）、武陵（湖南省常德市）、南郡（旧郡郡治在江陵，湖北省江陵县。新郡郡治在公安，湖北省公安县）、章陵（湖北省枣阳市）”八郡。刘备赤壁之战后，一度占领了荆州八分之五郡，荆州被三分。孙权借出南郡后，仅占有江夏郡。南阳、章陵二郡仍在朝廷之手。刘备所占据的五郡中，江南四郡当时还是非常落后的“荆蛮之地”，亦无重要的战略地位。南郡跨长江南北，北岸的江陵是军事重镇。南郡与朝廷所辖南阳、章陵二郡处于直接的军事对峙状态，朝廷在襄阳（湖北省襄樊市）、樊城（湖北省襄樊市汉水北岸）设有重兵。刘备占有了南郡，虽可以帮助孙权正面对抗曹操，减轻曹操对孙权军事上的压力，但刘备也因此控制了孙权向益州发展的水道。
212至214年，刘备发动了夺取益州（四川重庆云南贵州）的战争。战争是从益州内部打起来的。这里先谈谈益州牧刘璋如何糊里糊涂的把刘备请进益州的。
《三国志.法正传》记载：“汉献帝建安初年（196年为建安元年），天下发生饥荒，法正与同郡人孟达一起进入四川投靠益州刘璋，来了很长时间以后才做了新都（今四川省新都县）县令，后来又被召回任军议校尉。法正既不被刘璋信任重用，又被同来益州客居的老乡说了不少坏话，说他品行不好，所以郁郁不得志。益州别驾张松与法正关系很好，张松也认为刘璋是不值得与他在一起有所作为的人，常常暗自叹息，曹操占据荆州后，张松受刘璋派遣到荆州拜见曹操，回来之后，劝刘璋与曹操断绝关系而与刘备结盟。刘璋听从了张松的意见，并问：‘谁能担任与刘备结盟的使者？’张松便举荐了法正。法正一再推辞，实在推辞不掉，只得前往。法正回来以后，对张松大力称赞刘备的雄才大略，两人暗中商议后才感到志同道合，都愿意拥戴刘备为君主，只是一直没有遇到适当的机会。后来（211年）刘璋听说曹操要派军攻打汉中的张鲁，心里害怕，生怕曹操攻下张鲁后攻打自己。张松便趁着这个机会，劝刘璋迎接刘备入川，然后让他北代张鲁，抗御曹操。刘璋接受了张松的意见，又派法正充当使者与刘备联络。法正见到刘备，在公开场合下说明了刘璋的意思，而暗中又向刘备献计说：‘以您的英明才干对付刘璋的昏庸懦弱，再加上张松这样的益州重臣作为内应，就可以取得益州。取得益州后，以益州的殷富为资源，以益州险要的地理形势为凭借，成就一番大事业就是易如反掌的事！’刘备认为法正说得对。便带领军队逆长江而上，与刘璋在涪县（四川绵阳市）相会。后北至葭萌（四川省广元市西南），不久又南下攻打刘璋。”（建安初，天下饥荒，正与同郡孟达俱入蜀依刘璋，久之为新都令，后召置军议校尉，既不任用，又为其州邑俱侨客者所谤无行，志意不得。益州别驾张松与正相善，忖璋不足与有为，常窃叹息，松于荆州见曹公还，劝璋绝曹公而自结先主。璋曰：“谁可使者？”松乃举正。正辞让，不得已而往。正既还，为松称说先主有雄略，密谋协规，愿共戴奉，而未有缘。后因璋闻曹公欲遣将征张鲁之有惧心也，松遂说璋宜迎先主，使之讨鲁，复令正衔命。正既宣旨，阴献策于先主曰：“以明将军之英才，乘刘牧之懦弱；张松，州之股肱，以响应于内；然后资益州之殷富，冯天府之险阻，以此成业，犹反掌也。”先主然之，溯江而西，与璋会涪。北至葭萌，南还取璋。）
这个记载里的208年曹操占据荆州，张松受刘璋派遣到荆州拜见曹操回来后，为什么要劝刘璋与曹操断绝关系而与刘备结盟呢？《三国志.刘璋传》上讲得很清楚：
“刘璋听说曹操征讨荆州，已经平定了汉水中游地区，便派遣河内人阴溥向曹操致敬。朝廷加刘璋为振威将军，任刘璋兄刘瑁为平寇将军。刘瑁得疯病死去，刘璋又派遣别驾从事蜀郡人张肃挑选叟兵三百人和各种各样的贡品送给曹操，曹操任张肃为广汉郡（四川省广汉市）太守。刘璋又派遣别驾张松去见曹操，这时曹操已经平定荆州，把刘备赶走，不再留用张松，张松因此怨恨曹操。正在这时曹操军队在赤壁失利，又加上许多士兵因瘟疫流行而死。张松回来后，便诋毁曹操，劝刘璋与曹操绝交，又借机对刘璋说：‘刘豫州，是您的同姓宗亲，可与他交结通好。’”（璋闻曹公征荆州，已定汉中，遣河内阴溥致敬于曹公。加璋振威将军，兄瑁平寇将军。瑁狂疾物故。璋复遣别驾从事蜀郡张肃送叟兵三百人并杂御物于曹公，曹公拜肃为广汉太守。璋复遣别驾张松诣曹公，曹公时已定荆州，走先主，不复存录松，松以此怨。会曹公军不利于赤壁，兼以疫死。松还，疵毁曹公，劝璋自绝，因说璋曰：‘刘豫州，使君之肺腑，可与交通。”）
第二个问题：对益州的战争刘备是如何决策发动的？
《三国志.庞统传》载：“益州牧刘璋与刘备在涪县（四川省绵阳市）相会，庞统向刘备献策说：‘现在乘着与刘璋会面的机会就可以把他抓起来。如果这样，将军您就可免去大动干戈之劳，轻易地取得整个益州。’刘备说：‘我们刚刚进入刘璋的地盘，还没有充分地显示恩德信义，不可以这样。’刘璋回到成都以后，按照约定，刘备应当率军北上，为刘璋征讨占据汉中的张鲁。庞统又对刘备说：‘我们应当暗中挑选精兵，昼夜兼程，直取成都。刘璋既缺乏军事才能，又对我们没有防备，如果我们大军突然杀至成都，就可以一举拿下益州，这是上策。刘璋手下的名将杨怀、高沛各自带领强兵据守在北水关头（四川省广元市北朝天镇），听说他们多次上书劝刘璋，请他把将军您送回荆州。现在将军应乘还未到达关头时，派遣使者前去告知杨、高二人，就说荆州发生了紧急情况，准备回军救援，同时让军队收拾行装，做出要回荆州的样子。这两个人既服膺将军的英名，又对将军离开益州感到高兴，我想他们必定会带着少数随从前来见您，将军可借此机会，抓住他们，再进而兼并他们的人马，回军攻取成都，这是中策。退回白帝城（重庆奉节县东）与荆州连在一起，利用荆州兵力慢慢图谋益州，这是下策。如果犹豫不决，错过机会，就会陷入极端困境，这是难以持久的！’刘备认为中策可取，不久就斩杀了杨怀、高沛，回军杀向成都。”（益州牧刘璋与先主会涪，统进策曰：“今因此会，便可执之，则将军无用兵之劳而坐定一州也。”先主曰：“初入他国，恩信未著，此不可也。”璋既还成都，先主当为璋北征汉中，统复说曰：“阴选精兵，昼夜兼道，径袭成都；璋既不武，又素无预备，大军卒至，一举便定。此上计也。杨怀、高沛，璋之名将，各仗强兵，据守关头，闻素有笺谏璋，使发遣将军还荆州。将军未至，遣与相闻，说荆州有急，欲还救之，并使装束，外作归形；此二子既服将军英名，又喜将军之去，计必乘轻骑来见，将军因此执之，进取其兵，乃向成都，此中计也。退还白帝，连引荆州，徐还图之，此下计也。若沈吟不去，将致大困，不可久矣。”先主然其中计，即斩怀、沛，还向成都。）
刘备斩杀杨怀、高沛的情况，《资治通鉴.六十六卷》建安十七年上是这样记载的：
“等到曹操攻打孙权，孙权向刘备求救。刘备遂写信给刘璋，说：‘孙权跟我，唇齿相依。关羽的留守部队，十分微弱。如今不往救援，曹操一定夺取荆州，兵锋一转，势将侵犯益州边界，灾难远超过北方的张鲁。张鲁不过是一个自保的小贼，不足挂虑。’因而要求增加一万士兵和军需物资。刘璋只答应拨付四千人，军需物资随之减少一半。刘备于是激怒他的军众说：‘我们替益州讨伐强敌，殷勤劳苦，刘璋却如此吝啬，凭什么教我们将领卖命送死？’张松听说刘备要回荆州的消息，误以为是真的，写信给刘备及法正，说：‘现在大事将要成功了，为什么要放弃这里离开呢？’张松的哥哥广汉太守张肃，害怕祸事牵连到自己身上，因此举发他的阴谋；于是刘璋收捕了张松，把他杀死，下令各关隘守将，不要给刘备发送文书与他联络通信。刘备大怒，召见刘璋的白水军督杨怀、高沛，责备他们无礼，把二人诛杀；率领军队，进逼关门，吞并二人手下的部队，据守涪城（四川省绵阳市）。”（及曹操攻孙权，权呼备自救。备贻璋书曰：“孙氏与孤本为脣齿，而关羽兵弱，今不往救，则曹操必取荆州，转侵州界，其忧甚于张鲁。鲁自守之贼，不足虑也。”因求益万兵及资粮，璋但许兵四千，其馀皆给半。备因激怒其众曰：“吾为益州征强敌，师徒勤瘁，而积财吝赏，何以使士大夫死战乎！”张松书与备及法正曰：“今大事垂立，如何释此去乎！”松兄广汉太守肃，恐祸及己，因发其谋。于是璋收斩松，敕关戍诸将文书皆勿复得与备关通。备大怒，召璋白水军督杨怀、高沛，责以无礼，斩之；勒兵径至关头，并其兵，进据涪城。）
第三个问题：刘备夺取益州的战争情况是怎样的？
刘备对益州刘璋的战争情况，《三国志.先主传》、《三国志.黄忠传》、《三国志.诸葛亮传》、《三国志.张飞传》、《三国志.赵云传》、《三国志.法正传》、《三国志.马超传》、《三国志.刘璋传》等传上均有记载：
《三国志.先主传》载：“刘备让黄忠、卓膺统兵杀向刘璋，先主直接进入白水关中，以守卫白水关的刘璋将士的妻子为人质，领兵与黄忠、卓膺等人进军至涪城，占领了此城。刘璋派遣刘璝、冷苞、张任、邓贤等将在涪县南抵御先主，全被打败，退保绵竹（四川省德阳市北黄许镇）。刘璋又派李严督统绵竹诸军，李严又率众投降了先主。先主的军队更加强大，分派诸将平定益州下属各县。诸葛亮、张飞、赵云等人也率兵沿长江逆流而上，平定了白帝（重庆市奉节县东）、江州（重庆市）、江阳（四川省泸州市）等地，只留下关羽镇守荆州。先主进军包围雒城（四川省广汉市），当时是刘璋的儿子刘循守城，雒城被围困了将近一年”。“建安十九年夏（214年夏）雒城被攻破，先主进而围成都数十天，刘璋出城投降。”（“使黄忠、卓膺勒兵向璋。先主径至关中，质诸将并士卒妻子，引兵与忠、膺等进到涪，据其城，璋遣刘璝、冷苞、张任、邓贤等拒先主于涪，皆破败，退保绵竹。璋复遣李严督绵竹诸军，严率众降先主，先主军益强，分遣诸将平下属县。诸葛亮、张飞、赵云等将兵溯流定白帝、江州、江阳，惟关羽留镇荆州。先主进军围雒；时璋子循守城，被攻且一年。”“十九年夏，雒城破，进围成都数十日，璋出降。”）
《三国志.黄忠传》载：黄忠“自葭萌受任，还攻刘璋，忠常先登陷城，勇冠三军。”
《三国志.诸葛亮传》载：“建安十六年，益州牧刘璋派遣法正到荆州迎先主入蜀，让先主进击张鲁。诸葛亮与关羽镇守荆州。先主从葭萌（四川省广元市西南）回军攻打刘璋，诸葛亮与张飞、赵云等率众军逆长江而上，分兵平定沿途郡县，与先主会合，共同包围成都。”（建安十六年（211年）益州牧刘璋遣法正迎先主，使击张鲁。亮与关羽镇荆州。先主自葭萌攻璋。亮与张飞、赵云等率众溯江，分定郡县，与先主共围成都。）
《三国志.张飞传》载：“刘备进入益州，回军攻打刘璋，张飞与诸葛亮等率军逆长江而上，分兵平定沿途郡县，张飞到达江州（重庆市），攻破刘璋将领巴郡太守严颜，并将其活捉。张飞呵斥严颜说：‘我大军到来，为什么不投降还敢抗拒？’严颜回答说：‘你们无礼，侵夺我州，我州只有断头将军，没有投降的将军。’张飞大怒，令左右把严颜拉出去砍头，严颜面不改色，说：‘砍头就砍头，干什么发火！’张飞认为他是壮士释放了他，把他作为宾客对待。张飞一路皆胜，与刘备在成都相会。”（先主入益州，还攻刘璋，飞与诸葛亮等溯流而上，分定诸县，至江州，破璋将巴郡太守严颜，生获颜。飞呵颜曰：“大军至，何以不降而敢拒战？”颜答曰：“卿等无状，侵夺我州，我州但有断头将军，无有降将军也。”飞怒，令左右迁去砍头，颜色不变。曰：斫头便斫头，何为怒邪！”飞壮而释之，引为宾客，飞所过战克，与先主会于成都。）
《三国志.赵云传》载：“刘备从葭萌回军攻击刘璋，召诸葛亮入蜀支援，诸葛亮率赵云、张飞等人一起逆长江而上，平定沿途郡县。到达江州后，分派赵云从外水（岷江）上江阳（四川省沪州市），与诸葛亮在成都会师”。（先主自葭萌还攻刘璋，召诸葛亮。亮率云与张飞等俱溯江西上，平定诸县。至江州，分遣云从外水上江阳，与亮会于成都。）
《三国志.法正传》载：刘备兵临雒城（广汉郡郡治所在城，四川省广汉市）将城包围后，法正便给刘璋写信，劝他投降。信中对当时双方战争的情势有这样一些记载：“刘将军从白水关到这里，沿途的城池都被攻破，你外出寻视的住所和各地的军事据点也一天天在减少。如今雒城中虽有万人的军队，但都是些被击溃的士兵和打了败仗的将领。如果要用他们与刘将军进行最后决战，那么，这些兵将的实力实在不能和刘将军的军队匹敌。”“即使像目前这样相持你们都受不了，更何况如今张飞率领的数万军队已经平定巴东地区（巴东郡，刘璋置。治鱼复。鱼复县县治在今重庆市奉节东白帝城。蜀汉改鱼复为永安。），进入犍为郡界（郡治武阳县，今四川省彭山县），又分兵攻占了资中（四川省资阳市境内）、德阳（四川省江油市东北马角镇）两地，三路大军，你将如何抵御得了呢？”“如果要根据地盘来判断谁具有主人优势的话，如今刘将军已经占有全部巴东地区。广汉（四川省广汉市）、犍为二郡也有一多半被其据有，眼看整个巴西郡（刘璋置，郡治今四川省阆中市）也不再为将军您所有，算来益州所仰仗得以支撑的只有蜀郡（四川省成都市）了，而蜀郡也被破坏，丧失了三分之二的地盘。”“再有，鱼复（重庆奉节）和关头是关系到益州祸福安危的大门，如今这两个大门全被打开，坚固的城池全被攻下，各路军队都被打败，将领士兵损失殆尽，而对方的军队数路并进，已经深入到心脏地带。在这种情况下，坐守成都、雒县，存亡的形势可以看得清清楚楚。我说的只是大概的情况，只是外部的情况所反映出的情形，至于内在的详情，很难用语言说清楚的。”（“从关至此，所历辄破，离宫别屯，日日零落。雒下虽有万兵，皆坏城之卒。破军之将，若欲争一旦之战，则兵将势力，实不相当。”“空尔相守，犹不相堪，今张益德数万之众，已定巴东，入犍为界，分平资中、德阳、三道并侵，将何以御之？”“若争客主之势，以土地相胜者，今此全有巴东，广汉、犍为，过半已定，巴西一郡，复非明将军之有也。计益州所仰惟蜀，蜀亦破坏三分之二。”“又鱼复与关头实为益州福祸之门，今二门悉开，坚城皆下，诸军并破，兵将俱进，而敌家数道并进，已入心腹，坐守都、雒，存亡之势，昭然可见。斯乃大略，其外较耳，其馀屈曲，难以辞极也。”）
《三国志.马超传》载：“刘备派人迎接马超，马超率领兵众直到成都城下，成都城内为之震动惶惧，刘璋当即投降。”（先主遣人迎超，超将兵径到城下。城中震怖，璋即稽首。）
关于马超其人，这里根据《三国志.武帝纪》、《三国志.马超传》把有关情况简要介绍一下：
马超，是东汉灵帝（168—189年在位）末与边章、韩遂等人一起在凉州（甘肃省）起兵的马腾的儿子。马腾208年曹操南征荆州前被朝廷征回京任卫尉，朝廷同时任命马超统领马腾的部队。建安十六年（211年），马超与韩遂、杨秋、李堪、成宜等人反叛，曹操西征，打败马超。曹操因北方有事撤回后，马超又起兵，杀死凉州刺史韦康，占据冀城（甘肃省甘谷县），吞并了韦康的人马。韦康过去的部下和管辖的百姓杨阜、姜叙、梁宽、赵衢等人，共同谋划袭击马超成功。马超便逃奔汉中（今陕西省汉中市）依靠张鲁，觉得张鲁不值得与他谋划大事，心中抑郁不畅，听说刘备正在成都围困刘璋，便秘密送信请求投降。
《三国志.刘璋传》载：“建安十九年（214年），刘备进军成都围城几十天。当时城中还有精锐部队三万人，积蓄的粮食衣服也可供支持一年，官民们全都想与刘备军死战。刘璋说：‘我们父子在此二十多年（188年，刘璋父亲刘焉作益州牧。益州原州治在雒县[四川省广汉市]，刘焉到任将州治迁到绵竹[四川省德阳市北黄许镇]，194年绵竹受到雷电袭击，引起大火，全城成为废墟，刘焉把州治迁到成都[蜀郡郡治所在县，四川省成都市]，同年去世，刘璋继任），没有什么恩德施给百姓，如今百姓已与对方攻战三年，尸体化成肥料养肥了长满青草的原野，这都是为了我的缘故，我于心何安呀！’于是打开城门出来投降，群下没有人不流下眼泪。”（十九年，进围成都数十日，城中尚有精兵三万人，谷帛支一年，吏民咸欲死战。璋言：“父子在州二十馀年，无恩德以加百姓，百姓攻战三年，肌膏草野者，以璋故也，何以能安！”遂开城出降，群下莫不流涕。）
刘备与刘璋战争的时间，《三国志.先主传》、《三国志.刘璋传》载系东汉建安十七年至十九年（212年至214年），诸葛亮率张飞、赵云增援刘备的时间，《资治通鉴•六十七卷》载系东汉建安十九年(214年)。刘备攻刘璋开始的兵力，《三国志.先主传》载，共有三万多人。
对于刘备夺取益州的正义性或非正义性，因为庞统与刘备在攻占涪城（四川绵阳）后的一场不愉快争论，引起了东晋史学家习凿齿、南朝宋史学家裴松之的评论。据《三国志.庞统传》载：
刘备攻占涪城后，“在涪县举行庆祝宴会，置酒作乐，对庞统说：‘今天的宴会真令人高兴！’庞统却说：‘把征伐别人的领土当成一种欢乐，这恐怕不是仁者之兵吧！’刘备喝醉了，怒气冲冲地说：‘武王伐纣，军队前歌后舞，难道就不是仁者之师了吗？你的话不恰当，快点退出宴会吧！’于是庞统起身告退。刘备不久就后悔了，请他回来。庞统回到原位，全然没有向刘备致歉的意思，自斟自饮好像什么也没发生过。刘备问他：‘刚才我们的争论，到底是谁不对呢？’庞统回答说：‘我们俩都不对。’刘备听了大笑，与庞统又像宴会开始那样开怀畅饮。”（于涪大会，置酒作乐，谓统曰：“今日之会，可谓乐矣。”统曰：“伐人之国而以为欢，非仁者之兵也。”先主醉，怒曰：“武王伐纣，前歌后舞，非仁者邪？卿言不当，宜速起出！”於是统逡巡引退。先主寻悔，请还。统复故位，初不顾谢，饮食自若。先主谓曰：“向者之论，阿谁为失？”统对曰：“君臣俱失。”先主大笑，宴乐如初。）
裴松之在这段文字的后面，注引了习凿齿对这场争论的看法，上面有这样一段话：“夫霸王者，必体仁义以为本，仗信顺以为宗，一物不具，则其道乖矣。今刘备袭夺璋土，权以济业，负信违情，德义俱愆，虽功由是隆，宜大伤其败，譬断手全躯，何乐之有？”
该注后面，裴松之针对习凿齿的看法发表了评论，评论的前部分是这样说的：
“臣松之以为谋袭刘璋，计虽出於统，然违义成功，本由诡道，心既内疚，则欢情自戢，故闻备称乐之言，不觉率尔而对也。备宴酣失时，事同乐祸，自比武王，曾无愧色，此备有非而统无失，其云“君臣俱失”，盖分谤之言耳。”
习凿齿、裴松之两人对刘备夺取益州道德上的评价都是否定的。习凿齿认为是“负信违情，德义俱愆（德义俱失）”，裴松之认为是“违义成功，本由诡道”，这是最贴近于事件发生时代的古人的道德观。习凿齿，本文后面要说到，还是历史上一个非常有名的尊刘反曹的史学家，在事实面前，也只能如此说，足见这两个史学大家的评价有多权威了。影响习凿齿、裴松之做出这种评价的因素，就被侵犯对象刘璋来说，有两个方面的原因比较重要。一是刘璋是汉鲁恭王刘馀的后裔，属于汉室宗亲，朝廷任命其在益州的统治是合法统治。二是刘璋除了性格上和能力上较弱外，施政上没有什么恶行。裴松之注《三国志.刘二牧传》上，引晋代史学家张璠的话评价刘璋就说，“刘璋愚弱而守善言，斯亦宋襄公、徐偃王之徒，未为无道之主也。”相反，在三国混战时期，刘备入蜀前，天下各州郡都发生了大的战争，战争场面十分惨烈，唯有益州凭借良好的地理位置，州内相对于其他州来说情况要好得多。其间，202年至211年的十年间，益州无战事,刘璋在安定一方人民的生活方面，倒是有贡献的，历史上至少没有任何史学家对此做负面评价。如果不是具备这两个条件，刘璋在益州的统治是非法统治，刘璋在益州的统治是暴君统治，或刘璋把益州的局面搞得十分糟糕，习凿齿、裴松之当不会对刘璋请刘备入蜀，刘备又背叛誓约地对其“征讨”，用“不义”定性了。
这里顺便说一下晋朝史学家张璠对张松、法正出卖刘璋，引刘备入蜀的道德评价。《三国志.刘二牧传》注引张璠的话曰：
“张松、法正，虽有君臣之义不正，然固以委名附质，进不显陈事势，若韩嵩、（刘光）〔刘先〕之说刘表，退不告绝奔亡，若陈平、韩信之去项羽，而两端携贰，为谋不忠，罪之次也。”
这个评价应该说是非常准确的了，今人读这番评价，仍会产生强烈的心灵共鸣。
后世对于刘备夺取益州的不义性，在这以后渐渐淡漠了，在文学作品中，甚至出现了大量的歌颂之辞，这主要是缘由于后人为了制造刘备建立的蜀汉政权是正统政权的需要。正统与非正统问题，是中国封建社会政权定性中最重大的法礼问题，今天的话说，就是最重大的政治问题。只有正统的政权，才能受到人们的歌颂，其君臣才能在文学作品中得到正面刻画，在民间才能享有各种形式的香火与祭祀，才能被美化和被神话。反之，如果是非正统的政权，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则会动员一切力量鞭挞之、丑化之，民众所能接受的历史人物的历史形象，不少是受正统与非正统意识的影响，并通过各种文化形式的灌输产生的。
魏蜀吴三国中，以蜀政权为正统的正统观，产生于东晋时代，形成于南宋以后。东晋和南宋两个王朝，都是汉民族只占据长江以南的半壁河山，北方被少数民族占据了。这种情况下，如按地缘关系划分政权的正统性，南方政权的合法性就存在了问题。所谓按地缘关系划分政权的正统性，是说哪一个政权占据了国家北方中原一带，哪一个政权就是合法的政权。因为北方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是中华民族经济、文化最早发达，人口最早稠密的地区，中华民族高度发达的文明首先是产生于北方黄河流域，然后逐步向南方的长江流域、珠江流域辐射的，南方长江以南经济、文化的大发展，是唐以后的事。少数民族占据了国家北方，再按地缘正统论解释政权的合法性当然不行了，历史上第一个站出来要改变这种地缘正统论的史学家，是东晋朝廷的习凿齿。在《晋书.习凿齿传》（82卷）中记载道，习凿齿著《汉晋春秋》对地缘正统论予以矫正，以“宗室血统正统论”确定“蜀以宗室为正，魏武虽受汉禅晋，尚为篡逆”。在给朝廷的上书中，习凿齿也坚持“吴魏犯顺”、“蜀人杖正”。南宋时期，大理学家朱熹修《资治通鉴纲目》时，又一反《资治通鉴》上关于魏为正统的正统观，以魏为僭国，蜀为正统，蜀的正统地位在历史上便由此定型而再没有被动摇过了。其实，无论习凿齿也好，朱熹也好，他们尊刘、尊蜀的史学观，都是为本朝的合法性寻找依据的，这样定性三国中蜀的合法性，才能使本朝的合法性上溯至前代有例可证。《四库全书总目》之〈三国志提要〉上把这段历史说得很清楚，上面说道,《三国志》“以魏为正统，习凿齿作《汉晋春秋》始立异议。自朱子以来，无不是凿齿而非寿。然以理而论，寿之谬万万无辞；以势而论，则凿齿帝汉顺而易，寿欲帝汉逆而难。盖凿齿时晋已南渡，其事有类乎蜀，为偏安者争正统，此孚于当代之论者也。寿则身为晋武之臣，而晋武承魏之统，伪魏是伪晋矣。其能行于当代哉？此犹宋太祖篡立近于魏，而北汉、南唐迹近于蜀，故北宋诸儒皆有所避而不伪魏。高宗以后，偏安江左，近于蜀，而中原魏地全入于金，故南宋诸儒乃纷纷起而帝蜀。”正是由于有了对蜀汉政权是封建正统政权的定性，元末明初才可能出现代表这种封建正统意识，或说至少不违背这种封建正统意识、合乎这种封建正统意识，以刘备集团为正统，以高度褒扬和神话刘备集团的人物为线索、尊刘抑曹的《三国志通俗演义》的诞生。这就是历史的歪曲，这就是为什么真实的刘备夺取益州的不义性被掩盖的原因，不受后世史家重视的原因，刘备本身的历史形象得以嬗变的原因。明清以降，经过官方和民间数百年对蜀汉政权的“神化”活动，真实的历史情况，便离人们越来越远了。
习凿齿坚持“蜀以宗室为正”，依据的是《三国志.先主传》上关于刘备是“汉景帝子中山靖王胜之后”的记载。陈寿根据蜀汉政权遗留下来的一些资料做的这个记载，是有明显问题的。《三国志.先主传》上说：“刘胜的儿子刘贞，元狩六年被封为涿县陆城亭侯。因违犯酎金的规定而失去侯爵，因此就在涿县安了家。先主（刘备）祖父刘雄，父刘弘，世代州郡为官。”（胜子贞，元狩六年封涿县陆城亭侯。坐酎金失侯，因家焉。先主祖雄，父弘，世仕州郡。）要确认刘备皇室的身份，就必须要把刘贞到刘雄间数百年的昭穆（祖先顺序）排列出来，排列不出来，就只能理解为是自称。裴松之在《三国志.先主传》“置百官，立宗庙，祫祭（合祭）高皇帝以下”的后面加注说：“臣松之以为先主虽云出自孝景，而世数悠远，昭穆难明，既绍汉祚，不知以何帝为元祖以立亲庙。”司马光在《资治通鉴.第六十九卷》魏黄初二年（221年）刘备称帝的记载后面说道：“昭烈（刘备）之于汉,虽云中山靖王之后，而族属疏远，不能纪其世数名位，亦犹宋高祖称楚元王后，南唐烈祖称吴王恪后，是非难辨，故不敢以光武及晋元帝为比,使得绍（继承）汉之遗统（正统）也。”宋元之际的史学家胡三省在《资治通鉴.六十卷》东汉初平二年（191年）“初，涿郡刘备，中山靖王之后也”的记载后面注到：“《蜀书》云：备，中山靖王胜子陆城亭侯贞之后；然自祖父（刘雄）以上，世系不可考。”对于一个皇亲身份无法严格验证，历来存在争议、仅可称为“疑是”汉室宗亲的人物，习凿齿、朱熹却将其肯定为“宗室”，并用他来承续汉朝的“正统”，实在也是无奈之举。较之正统让给北方，这种继承上的诟病、的笑话，总还是可以得到当时的士人认可的。在这里，历史真实是什么样的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本朝需要历史怎么样，历史就应该怎么样。
刘备夺取益州，从道义上讲是不义，这场战争给益州造成了怎样的灾难，由于对正统王朝的作为历史上常常是包含和宽容的，也由于封建时代的史家和文人其实并没有对一些历史问题自由地进行思考、自由地发表意见的条件，所以，历史上看不到有谁提出这个问题并加以研究。刘备夺取益州，对益州的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严重的破坏，特别是由此造成的人口损失，是非常严重的！
据《后汉书》记载，益州在后汉顺帝永和五年（140年）时共九个郡三个属国，总人口724.2028万。其中，汉中郡（陕西省汉中市）户五万七千三百四十四，口二十六万七千四百二。巴郡（重庆市）户三十一万六百九十一，口百八万六千四十九。广汉郡（四川省广汉市）户十三万九千八百六十五，口五十万九千四百三十八。蜀郡（四川省成都市）户三十万四百五十二，口百三十五万四百七十六。犍为郡（四川省彭山县）户十三万七千七百一十三，口四十一万一千三百七十八。牂牁郡（贵州省福泉县）户三万一千五百二十三，口二十六万七千二百五十三。越巂郡（四川省西昌市）户十三万一百二十，口六十二万三千四百一十八。益州郡（云南省晋宁县东晋城镇）户二万九千三十六，口十一万八百二。永昌郡（云南省保山市）户二十三万一千八百九十七，口百八十九万七千三百四十四。广汉属国户三万七千一百一十，口二十万五千六百五十二。蜀郡属国户十一万一千五百六十八，口四十七万五千六百二十九。犍为属国户七千九百三十八，口三万七千一百八十七。益州是汉朝十三州中，人口仅低于冀州（河北省中部南部，人口740余万）的第二大州（人口第三大州是并州，山西省中部，人口680余万）。当时全国人口《后汉书》记载为4915万。据《晋书.地理志》记载，桓帝永寿三年（157年），全国人口继续增加到5648万（《通典.食货典》、《通志.食货略》记载与《晋书.地理志》记载均相吻合）。益州140年的人口数，大体上可以代表这个时间（157年）益州的总人口数。这以后至刘备章武元年（221年）以前，益州的人口数史籍上没有官方的统计数了。刘备章武元年（221年）益州的人口数，据《通典.食货典》等史籍记载为90万。还有600多万的人口，从157年到221年的60几年间，被蒸发到哪儿去了呢？
史籍上记载的影响益州人口减少的因素，只有战争。
157年以后至188年（东汉中平五年）刘焉父子开始27年的统治益州之前，影响益州人口减少的战争有：
159年蜀郡（四川成都市）蛮夷攻击蚕陵（四川省茂县西北）的战争（见《资治通鉴.五十四卷》东汉延熹二年）；176年益州郡（云南省晋宁县东晋城镇）蛮夷叛变，郡长李颙讨伐平定的战争（见《资治通鉴.五十七卷》东汉熹平五年）;179年巴郡（重庆市）板楯蛮部落（居住于四川省阆中市一带）叛变的战争（179年爆发，活动范围限于巴郡。182年巴郡新任郡长曹谦颁布赦免令后，变民投降归顺。见《资治通鉴.第五十七卷》东汉光和二年；五十八卷东汉光和五年）；184年巴郡人张脩起兵叛变，攻击郡县的战争（官府称张脩等人为“米贼”（见《资治通鉴.第五十八卷》东汉中平元年）；188年绵竹（四川省德阳市北黄许镇）马相、赵祗等人自称“黄巾军”，率众几万人进攻巴郡（重庆市）、犍为郡（四川省彭山县），很快被益州从事贾龙镇压的战争（见《资治通鉴.第五十九卷》东汉中平五年）。
刘焉父子188年至214年在益州期间，影响益州人口减少的战争有（不包含刘璋与与刘备的战争）：
刘焉派督义司马张鲁、别部司马张脩突击汉中郡，斩太守苏固的战争；犍为郡（四川省彭山县）太守任岐与校尉贾龙起兵反抗刘焉，任岐、贾龙被刘焉击斩的战争（该两战《资治通鉴》均记载在191年。见《资治通鉴.第六十卷》东汉初平二年）;刘璋派庞羲讨伐汉中张鲁的战争（《资治通鉴.第六十三卷》记载在东汉建安五年，即公元200年）;刘璋部下赵韪反攻刘璋的战争（此战赵韪率兵几万人，蜀郡（成都市）、广汉郡（四川广汉市）、犍为郡（四川彭山县）纷纷响应。该战的发生，《资治通鉴》记载在东汉建安五年（200）年，结束在东汉建安六年（201年）。自此以后至212年刘备攻益州的十余年时间益州无战事）。
刘备夺取益州后，影响益州人口减少的战争有：
218至219年刘备与朝廷争夺汉中的战争（见《资治通鉴.第六十八卷》建安二十三年、二十四年）；218年犍为（四川省彭山县）太守李严率领五千兵卒平定马秦、高胜于郪县（今四川中江南）起兵造反的战争（该战马、高率兵数万人从郪县打到资中（四川省资阳市）被平定）；越巂（四川省西昌市）少数民族围困新道县（今地不详），李严前往救援的战争（见《三国志.李严传》）；219年刘备派刘封从汉中率兵，与孟达共同攻击上庸（湖北省竹山县西南田家坝）的战争（见《资治通鉴.第六十八卷》东汉建安二十四年）。（215年刘备与孙权间为孙权要求归还荆州发生了冲突，刘备率军拒孙权，由于此时朝廷开始征讨汉中张鲁，刘备听说后要回军保益州，与孙权订立盟约后撤回了益州。刘备率领的益州本土的军队并没有与孙权战争起来。见《资治通鉴.第六十七卷》东汉建安二十年）
以上所有的战争与刘备夺取益州战争的规模不可相提并论，但对于益州人口的损失不可低估。古代的战争除了杀戮这个因素是人口降低的直接原因外，战争对社会生产力的破坏，还常常是和饥饿与瘟疫相伴随的。此外，由于饥饿，弃婴、人吃人的情况也非常普遍。所以，在刘备入益州前，益州人口当是比东汉末年的七百余万减少了的。但无论怎样减少，这些战争的规模和破坏作用没有刘备夺取益州战争的规模和破坏作用大，刘备夺取益州几乎是在整个益州展开的（占领绵竹后，就开始“分派诸将平定益州下属各县”（先主军益强，分遣诸将平下属县）），特别是史籍上明确记载了益州今四川境内，刘备与刘璋在大范围内展开的激战。正是由于刘备入益州前后益州较小规模的战争和刘备攻打益州大型战争的共同原因，造成了益州人口的大量下降。刘备夺取益州后，三国鼎峙的局面渐趋形成。裴松之痛惜208年赤壁之战后，国家进入了“兵连祸结，遂为战国”的时代（见《三国志.张昭传》裴松之注：“曹公仗顺而起，功以义立，冀以清一诸华，拓平荆郢（指208年平定荆州），大定之机，在於此会。若使昭议获从（指赤壁之战前张昭劝孙权降曹），则六合为一，岂有兵连祸结，遂为战国之弊哉！虽无功於孙氏，有大当于天下。”）。这种战国时代的开始，与212至214年间刘备不义夺益州取得成功是有很大关系的。三国鼎峙期间，战争不断（《通典.食货典》上记载道：“魏武据中原，刘备割巴蜀，孙权尽有江东之地，三国鼎立，战争不息。”），至263年蜀汉政权结束时，《通典.食货典》等史籍上记载的益州人口也仅有94万（三国鼎峙期间，据《通典.食货典》记载，魏的人口，263年平蜀前为443万，吴的人口242年为230万，全国共计人口为767万）。208年发生的关乎国家是否统一的赤壁之战，孙刘联军的胜利，把朝廷、曹操和天下不少义士仁人统一全国，结束自189年董卓的扰乱以来，国家长达19年时间的内战，解民于水火的希望给破灭了；夺取益州之战，刘备进一步把经过赤壁之战后，天下已经难于统一的局面推向了更加难于统一的局面三分。222年三国鼎峙局面正式形成后至280年晋灭吴，三国间发生了数百次战争，汉民族相互长期内战，力量相互长期消耗造成的人口大减，也是后来西晋短期统一后，少数民族得以进入中原的原因之一。刘备一生中做的最重大、于他和他的集团而言最成功的两件事，赤壁之战和夺取益州，对后世影响深远。评论刘备一生对天下人的功过，对历史发展的影响，主要应当从这两件事上评价。
除了战争对益州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严重破坏外，刘备攻下成都后，军人对州府库藏的抢劫和刘备大肆奖励有功之臣，对益州经济和社会发展破坏的负面影响，也是相当严重的。《资治通鉴.第六十七卷》东汉建安十九年记载：“刘备包围成都时，向全军承诺：‘如果破城，州府库藏的金银财宝，我不要一件。’等到攻克，官兵部众都放下武器，拥到仓库抢劫，搜刮一空的程度，竟使军费枯竭，刘备十分忧虑。（成都之围也，备与士众约：“若事定，府库百物，孤无预焉。”及拔成都，士众皆舍干戈赴诸藏，竞取宝物。军用不足，备甚忧之）另据《三国志.张飞传》载，刘备打下成都后，“赐诸葛亮、法正、飞及关羽金各五百斤，银千金，钱五千万，锦千匹，其馀颁赐各有差（其他众将士的赏赐按等级发放）。从这个记载上可以知道，仅诸葛亮等四人所获一等奖的金银数量，就超过了263年蜀国灭亡时国库金银的数量（《三国志.后主传》裴松之注《蜀记》，刘禅降魏时，府库金银各为二千斤）。益州刘二牧时期积累起来的巨额财富，被刘备集团洗劫、瓜分一空。
我们今天评价历史人物，把刘备政权是正统政权的封建老黄历放到一边，仅从历史人物的作为对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影响和社会全面进步的影响上，坚持客观的标准进行评价，刘备夺益州，就不仅是古人所谓的不义了，而是犯罪。后世笼罩在刘备身上的各种光环，只不过是历史的歪曲与变形而已！
作者简介：廖伦焰，1963年4月出生于四川省盐亭县，中华人民共和国日史编辑委员会理论评论部副主任，研究员、作家、三国史学家，长篇小说《极点》、《性罪》及《龙康中短篇小说集》、《廖氏诸葛亮评传》的作者。曾与七名学者联名上书监察部，要求取消河南省文物局对安阳曹操墓的违法认定。系多家媒体邀请的理事、特约作家、特约评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