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秀小说的人物形象、情境描绘与气氛审美，可以成为集体文化记忆

英国文学理论家卢伯克在著作《小说技巧》里写到，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中的青年人形象不仅为特定的时代而存在，而且具备了跨时代的文学记忆。他说：“那些青年人，容貌与才能，心情与脾气，都各不相同，但都和各时代、各地方的青年一样富有青春活力——故事有了他们就立刻显得热闹活跃。”“皮埃尔、安德烈、娜塔莎以及他们中间其余的人，都是昨天、今天和明天的儿女；他们中间任何一个人身上都没有一点不属于一切时代的。”的确，《战争与和平》作为一部世界经典广泛传播，其所塑造的青年人形象，既属于某个特定的年代，又作为文化记忆的形象符号跨越时代和地域，以“青年化身”的文学形象进入人们的日常阅读视野。世界名著中的堂吉诃德、包法利夫人、安娜·卡列尼娜等人物亦跨越国界，成为某种性格特征的“代言人”融入阅读者的文化记忆之中。

同样，中国古典小说《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所塑造的一系列人物形象亦通过当代读者的阅读活动“活在当下”。林黛玉、贾宝玉、薛宝钗、诸葛亮、关羽、张飞、鲁智深、林冲等文学形象，已经成为中华文化中某种个性、某种气质的感性符号。他们虽是纸上的文学人物，却始终是我们“心灵的朋友”，塑造着中国读者的文化心智。当我们指认某人多愁善感的气质像林黛玉或某人重然诺如关云长时，我们不必复述林黛玉的故事或关羽的传奇，黛玉就是痴情执着的文化记忆，关公就是义薄云天的中华符码。

小说中的人物形象是文化记忆的感性代码，小说叙事中的情境、气氛亦具备了“文化唤醒”价值。以汪曾祺小说为例：《受戒》中，“大英子绣的三双鞋，三十里方圆都传遍了。很多姑娘都走路坐船来看”。为了大英子“乱孱”绣花针法，姑娘们可以跑三十里地来“围观”，如此的闲情逸致，是追求效率和速度的工业化消费社会难以想象的生活情境。汪曾祺用小说审美为当代读者保留了风雅与俗趣混杂互渗的“古旧”县城的文化记忆。在高邮县城的叙事博物馆里，走动着戴车匠、连老板、王二、张汉轩、王宝应、八千岁、王四海等人物，他们的生活与小城命运息息相关，演绎着汪曾祺所言的“气氛即人物”的各类风俗画面。汪曾祺的私人审美记忆，通过阅读，其情境描绘与气氛审美已经成为一种集体文化记忆，为文化共同体成员理解既往与当下提供具象化的记忆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