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工业时代用电脑写论文的日本学者平田茂树，在回过头去打量农耕时代用毛笔书写考卷的古代中国学子，面对的是故纸堆，他如何得出“新解”？

作为科举史研究的“后浪”，平田茂树所提供的“新”包括：在微观研究中采用新视角、提出新问题、给出新解读。他从宫崎市定未曾援引的文献资料出发，串联起“新”的科举史知识主线。某些被前辈学人忽略的人物、作品、文献，往往就是研究的新材料，而那些被前辈学人评述过的案例，平田茂树也并未刻意去回避，并且，由于有了新的理论视角，从而有了新的发现。以朱熹为例，平田茂树从“他到底上了几天班”这一问题出发，盘点其职业生涯，经过详密计算，得出结论：在朱熹50年的官僚生涯中，担任差遣9年，其中在中央政府仅有40天，其他的40多年则担任“宫观差遣”——职责是监督道观、祠庙，但并不需要实际赴任即可享受俸禄。朱熹并非个案，南宋时期的大部分官僚都是这样度过了几乎没有实际职务的官僚生涯。

顺着平田茂树爬梳文献的思路，读者几乎要脱口而出一个结论了：“超级精英”过日子也太难了吧。

慢着，平田茂树不曾止步于此，他还考量了超级精英们的副业收入来源——擅长写文章的官僚，往往有机会书写墓志铭或寺院道观的碑文。例如，南宋初担任参知政事（副宰相）的席益请人写母亲的墓志铭，准备了6000贯钱，这个价码，与普通老百姓一家五口每个月总计约5贯钱的伙食开销相比，堪称巨款。

考据学必须“无征不信”，还是“有图有真相”？

为便于论证，平田茂树在书中附录了若干图片，包括建康（南京）的贡院图、南宋时的殿试考题等。清朝考据学大牛们强调“无征不信”，意思是没有文字记载则不可信。在距离平田茂树《科举与官僚制》1997年首版22年以后的2019年，宋史研究专家虞云国先生在《图像视域与宋史研究》一文中提出：“图像资料可以挑战与质疑史料学的孤证不立原则……某一生活或经济的细节或场景只要有一幅图像史料，就足以证明其在当时已经司空见惯，这才进入了画家视野的。”有图有真相，这种做法在今天的学界已是稀松平常的事情。

综上所述，在史学研究日益碎片化、书斋化的今天，日本学人广博的研究视野、关注日常生活的庶民情怀，以及不迷信权威、不囿于师说的治学精神，依然值得我们赞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