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一提的是，在20世纪30-50年代，日本学者对科举史的主流研究套路，是将重点放在考证科举制度的历史沿革、组织架构、利弊演变等，但宫崎市定却另辟蹊径，他所坚持的是从宏观的角度考察局部的、具体的历史过程，在充分发挥科学实证的京都学风基础上，以其鲜明的问题意识，尝试回答：科举究竟是“九品官人法”还是“九品中正制”、科举究竟是中国学生的“考试地狱”还是“飞升之路”等问题。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宫崎市定以其扎实的文献整理功夫，援引了若干冷僻有趣的案例作为佐证材料，例如：北宋英宗治平年间（1064-1067）的太学策问考试中，有名词解释题：“体貌大臣”。有考生在答案中写道：文相公、富相公等皆是大臣有体者，冯当世、沈文通等都是大臣有貌者。又如，根据清朝嘉庆时期的材料，考生必须背诵的十三经字数惊人，除去《尔雅》，总字数仍高达621206字。

宫崎市定以鲜明的问题意识作为导向，在爬梳各类文献后得出的结论包括：科举和纯粹的学问之间还是有差别的，科举只是任官的门槛，对学问的发展也有限。举子如果只以通过科举作为目标，就没必要从头到尾钻研浩瀚的经书，在容易出题的地方琢磨对策或押题才更有效果。总之，生存所需的学业和慰藉心灵的学问背道而驰。这种倾向发展到清朝就演变成——读书人的理想是：跟随潮流参加科举，以优秀的成绩进士及第，任官后将时间和金钱花在自己喜欢的考证学上，在学界出名——总而言之，“科场不论文”成为风传一时的金句，足以表达学人对于科举的不信任，科举的成功已经不被认同为“有学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