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作者对西部大地有着极为深沉的爱恋，他的行走与创作，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对自己浓重的文化乡愁的纾解，但是他的乡土情结却绝不封闭、绝不狭隘。作者经历过“外出—复返”的过程，作者曾站在东方聆听西部荒原之神的召唤，也曾在复旦的光华楼下与科学之神对话辩论，作者选择回归西部和传统，一则是要回到中华文化的根系上，找回中华文化的主体性；一则是要尝试打破过去关于中华文明的诸多意识形态的东西，把中华文明纳入全球化的视野中进行全新考察，进而探索发现中华文明对于世界文明的建构价值及再造作用。

季羡林先生曾在《敦煌学、吐鲁番学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一文中提出，世界四大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再没有第二个。《西行悟道》曾多次引用该观点，既是要表达自己对西部历史以及中华文明的自豪之情，更是要力证中华文明开放包容的特征，她从来就不是封闭的，她始终在参与世界文明的建设与创造，中国的西部大地正是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碰撞交融、和谐共生的最好见证。中国西部光华璀璨的历史、文化、艺术既是中华文明的奇珍异宝，也是世界文明交汇融合而成的榜样与典范。作者对西部历史和传统文化进行的重新叙述和发掘，极大地提炼并彰显了其中蕴含的时代精神和文化价值，正可以为当前全球化时代实现和而不同的多元文化生态提供最佳参照和借鉴。

《西行悟道》的出版开启了文化大散文写作的新高度，它与作者前期创作的小说《荒原问道》《鸠摩罗什》一起共同完成了对于西部地区历史、人文的全新发现及初步诠释，这无疑是作者创作生涯中的一个重要节点，但却远不是终点，作者西行的脚步仍在继续，坚实、沉稳而有力，作者关于西部的叩问、思索和体悟仍在继续，尖锐、热切而又深刻，我们期待这位扎根西部大地的文化行者在与传统文化的对话中，碰撞出更加绚烂的思想火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