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回忆，徐先生在生活上固执而保守。1952年，徐通锵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后留校任教。从小山村来到首都，后来又去美国访学，这些都没有让徐先生变得“洋气”。他保持着自己在南方农村的生活习惯。在北大宿舍，他坚持冬天睡草席而不铺床单。由于在家乡没有吃过茄子和番茄，就一生不吃。在山西调查方言时，破例尝了尝甜瓜，纯粹是为了不驳学生的面子。20世纪80年代初，“洋快餐”尚未进入中国，汉堡包还是个新鲜玩意。徐先生那时在美国加州访学，一次也没吃过汉堡包。在北大上课，他冬天常穿一件不知道有多少年头的黑呢短大衣，拎着个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可能时兴过的双梁黑布包。后来，这个黑布包遵从自然规律坏掉了，他叹息“现在到处都买不到了”。如果能买到，他还会来个同款。房子是学校分的，从筒子楼的一间小屋到畅春园的二居，最后终于换成了三居，他感到“革命到底了”，一家人够住了，非常满足。然而，他家里实在没什么装修，一直沿用着表面呈颗粒状的水泥地板，电视、冰箱不知道用了多少年头。最多的当然是书橱，深红色的，姜黄色的，油漆斑驳不明本色的。有人好奇徐先生的书橱为何这样“多姿多彩”，问了才知道，原来有些是学生离开学校时留给老师的，还有一件是“文革”期间徐先生亲手做的——由于木匠手艺高超，徐先生还得过“徐木匠”的外号。

徐先生又是活跃开放的。他不吃汉堡包，却会跳踢踏舞——20世纪八九十年代，这可是时尚青年才会的外国舞蹈。他还会拉胡琴、唱京剧，学校搞文娱活动时，常常会表演一段。他还爱爬山，会打篮球，关心时事，尤其为人称道的，是他的厨艺。徐先生做的笋子烧肉独辟蹊径，红烧鱼“闻名海内外”。他从不“挟艺自傲”，有人来“蹭饭”，就亲自下厨。学生、同窗、同事和他们的孩子，很多人都品尝过徐先生的厨艺。学生到导师家吃饭，一开始难免有些拘束。不过，徐老师奉行的原则是“不要管他/她，喜欢吃什么就吃什么，吃不饱也是自己的事儿”。于是，学生们逐渐不客气了，开始“挑肥拣瘦”，还“明目张胆”地点起菜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