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悬泉置东汉笔

包山楚墓战国笔

笔有其史

要想了解毛笔的前世今生，考诸文献是一种途径。而另一条途径是实物研究，出现得较晚。明清以来的毛笔传世很多，宋代的笔也陆续有发现，日本正仓院所藏的“唐笔”，也是珍贵的实物资料。

然而，这些实物多有助于明其流，而不足以溯其源。追本溯源，要更多地依靠唐代以前的实物资料，这就要完全倚仗近代的考古成果。

1931年，西北科学考察团团员、瑞典考古学家贝格曼在内蒙古额济纳土尔扈特旗破城子遗址发现了一支东汉初期的毛笔，后来被马衡先生命名为“汉居延笔”。这让人们第一次见到了唐以前毛笔的实物。两汉时期的毛笔，后来随着我国考古事业的发展多有出土。除了甘肃敦煌地区外，湖北的江陵、山东的临沂、江苏的连云港地区都陆续有所发现。依照这些实物，我们发现，汉代的毛笔制作已相当成熟，笔毛主要由兔毫制成，有的还披有羊毛以增加吸水量。

在汉代毛笔实物不断发现的同时，战国及秦代的毛笔也陆续出土，而且出土实物贯穿了战国早中晚三期。属于战国早期的是河南信阳长台关楚墓笔，是迄今发现的最古老的一件毛笔实物；中期的则是湖南长沙左家公山楚墓笔；晚期的有湖北荆门包山楚墓笔、江陵九店楚墓笔和甘肃放马滩秦墓笔。属于秦代的有三支：两支发现于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中，其中一支毛已朽；还有一支发现于湖北荆州周家台秦墓中，仅存笔杆。相较于汉笔，战国毛笔在形制及制作工艺上显然要“原始”一些。但它们的发现，为文献中“秦之前已有笔”的观点提供了坚碻的实物佐证。

笔者写《古笔》一书主要着力于溯源，故较少涉及唐代以后的毛笔。如果说唐以前的毛笔是“源”，以后的是“流”，那么汉以后及唐代的毛笔就是绾结源流的中间环节。汉以后至唐以前的毛笔，亦略有出土。东晋时期的有甘肃武威旱滩坡前凉墓笔、新疆阿斯塔那墓画笔，以及江苏江宁砖室墓出土的束帛笔头；唐代的有新疆阿斯塔那唐墓出土的木杆笔和苇杆笔。虽然这段时间内出土的毛笔实物不是很多，但制作特征与前后的差异却十分明显，有的笔毛中间缠绕着丝帛、有的笔杆前粗后细，最明显的是笔毛和笔杆的直径加粗。这些特征可以视为中国毛笔制作技艺上的丕变与革新，同时具有承上启下的历史意义。

研究古代毛笔不外文献和实物两个途径，它们彼此生发互释，让我们对毛笔历史的了解更为深入。通过考古实物的不断发现，尝试构建早期毛笔较为清晰的历史发展脉络，目前已接近可能。笔者在《古笔》中卷特辟“图说”，正表达了这一意图。

笔诞书法

尽管中国古代不乏“铅笔”“竹笔”“木笔”之类的制作，但在东亚地区悠久的书写传统中，毛笔扮演了最为重要的角色，并且形成了一套非常成熟完善的技术制作体系。在通常情况下，毛笔要与其他的纸、墨、砚配合起来使用，构成所谓的“文房四宝”。托名王羲之的《题卫夫人笔阵图》中说：“夫纸者阵也，笔者刀矟（槊）也，墨者鍪甲也，水砚者城池也。”但在实际的书写实践中，毛笔的作用是首要的。先秦时期，书写尚处于“简帛时代”，人们就已清楚地认识到笔是主要的书写工具。前引《礼记·曲礼上》所说的“史载笔，士载言”，唐人孔颖达就解释说：“不言简牍而云笔者，笔是书之主，则余载可知。”

灿烂辉煌的中国书法艺术，无疑是毛笔的创造，以至有“书之佳不佳，笔居其半”的说法（杨宾《大瓢偶笔》）。笔的形制，尤其能影响书法艺术的发展。

战国竹简一般都在0.5厘米左右，那么书写这种载体的毛笔就相应要尖细一些，从实物上看也确实如此。秦汉的竹简开始变宽，普遍在1.0至2.0厘米左右，汉代的毛笔，除了个别特殊的制作，确实要比战国笔要粗些。魏晋时期，由于纸张开始普及，“大笔”也随之普及。如甘肃武威旱滩坡出土前凉（相当于东晋）文物里的松木杆笔，锋长4.9厘米，上端杆径2厘米。再如江苏省江宁县下坊村东晋砖室墓出土的“束帛笔头”，锋长约3.8厘米，径1.4厘米。此类“大管丰毛”的毛笔图像，在唐宋绘画中也经常能见到，与战国秦汉普遍细长的笔杆形成鲜明的对比。

毛笔的粗细变化直接影响到了书法创作形式和风格的变化，促进了书法艺术性的发展。这也是今后书法研究中可深入持续探讨下去的一个议题。

笔有其意

“重道轻器”是中国传统思想观念中的一个鲜明特色，“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已然将“道”与“器”分出了高下。三国“建安七子”之一的徐幹就说“凡学者大义为先，物名为后，大义举而物名从之”（《中论·治学》）。

毛笔研究在学术层级上自属“器”的范畴，是“物名”，而不是“大义”之“道”，或说是基础性研究。但笔者认为，有些看似高明的书法研究者喜谈“书法之道”“笔墨之道”，或是“笔墨”与某种“文化”的关系等宏大议题。但由于对笔的基础性研究并不重视，往往会有错讹。

例如有一类观念，认为中国之所以产生毛笔这样的书写工具，是和儒家“尚柔”的意识有关。那笔者不禁要问，儒家学派的老祖是孔子，孔子在没有创造儒家文化之前，中国人难道用的不是毛笔？何况孔子生前并不得志，甚至自谦“若丧家之犬”，他的学说其实要到汉代才被正式确立。如此，是否还要到汉代才有毛笔？

可见，毛笔研究不可轻视。而古人对毛笔的研究时见于文字。

古人首先重视的是毛笔的政治功能。东汉蔡邕《笔赋》宣扬道：“夫制作上圣，立则宪者，莫先乎笔。”西晋成公绥《弃故笔赋》说：“治世之功莫尚于笔。笔者，毕也，能毕举万物之形，序自然之情也。即圣人之志，非笔不能宣，实天地之伟器也!”国家的政策法规和治理要依靠笔来完成，而文化脱离不了政治，毛笔的文化意义和文化功能实已蕴含其中。近代学者胡韫玉在《笔志·重笔》中就演绎了成公绥的观点，将毛笔的重要性从文化功能和意义上予以了揭示：“古今之事，非文莫详；文字之繁，非笔莫纪。笔者，毕也，能毕举万物之形，而序自然之理，诚文人之至宝，天地之伟器也。笔之有功于世，安可以文房清供而小之？”古代历史人文及自然之理都是通过毛笔记录描述的，其重要性自不待言，它不仅仅是文人雅士书斋中的玩物。

由于毛笔是日用品，大多数人并不会太在意其存在的意义，正如成公绥所说的“日用而不寤（悟）”。故明人李诩曾告诫说：“笔墨二事，士人日与周旋，不可茫然莫识其梗概也。”（《戒庵老人漫笔》）千百年过去了，今天的笔已从钢笔、圆珠笔，变为鼠标、键盘，大致相当于往时“士人”的当代知识分子们，于“笔墨二事”更为疏远，这似乎已是大势所趋。但回顾历史，毛笔对中国文化，乃至东亚文化的形成，作用是相当巨大的。如今日本、韩国等国家仍相当多地保留着毛笔文化传统，中国知识分子也对“书法”有着独特的热情。这说明，作为日用品的毛笔退出了历史舞台，作为创造艺术与审美的工具，毛笔依然发挥着广泛而巨大的作用。

英国历史学家埃尔顿在《历史学的实践》一书中写道：“历史想要存在，它就必须被写作和研究。”毛笔的历史若明若晦，有的行将消逝，笔者的任务是尽力将毛笔文化，像捡拾散落的珠子那样，尽可能地多捡回来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