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来与物逝，路穷非我止。与子各意行，同落百蛮里。萧然两别驾，各携一稚子。子室有孟光，我室惟法喜。相逢山谷间，一月同卧起。茫茫海南北，粗亦足生理。劝我师渊明，力薄且为已。微疴坐杯酌，止酒则瘳矣。望道虽未济，隐约见津涘。从今东坡室，不立杜康祀。”

读了这首诗，仿佛一千年前的一幅生活场景浮现在眼前，湿热的海风吹着，四野漆黑一片，苏轼、苏辙夜不能寐，而天亮时分又是兄弟分别的时刻，他们心如刀割，尝尽了人生的凄苦。

苏轼搭乘的客船驶离了徐闻递角场，向对岸驶去。这一段生活，苏轼刻骨铭心，写下了许多情深义重的诗文。一篇篇、一首首读下去，想象苏轼在海上的航程，不断地自问，他搭乘什么样的客船，能够“一帆济海，半日可到”。

应该说，宋朝的海上交通有了一条清晰的线路，贸易需要，造船业和航海业得以发展，造船、航海技术也有了大幅度提升。自宋朝开始，中国海船异军突起，频繁穿梭在中国到印度的航线上。中国的海船宽大、稳定，设备优良，指南针的应用，保证了航船的安全，因此得到外国商人的青睐。苏轼辞世20余年后，宋徽宗派遣徐兢出使高丽，宋徽宗命令明州招宝山船场建造“循流安逸通济神舟”“鼎新利涉怀远康济神舟”，每艘船舱分为三层，水手180人。徐兢与一班人马乘“神舟”到达高丽，引起高丽朝野震惊。在船上，徐兢有了切身的体验，他把自己看到的情景记录下来：“洋中不可住，惟观星斗前迈。若晦瞑，则用指浮针以揆南北。”也就是说，船员夜观星象，白天观太阳，阴天依靠指南针指引航行的方向。宋朝造船业和航海技术，由此可见一斑。

苏轼是被朝廷贬谪的“五品琼州别驾”，是个虚职，自然无资格乘“神舟”出行。不过，从北宋的造船技术与工艺水平来看，在大宋海上航行的船只还是有一些名堂的。也就是说，苏轼渡海，会有航海设备与航行技术保障。但毕竟是第一次渡海，内心肯定焦虑，望海而叹。这种感觉，既来自大自然不可预知的神秘，更多的是来自政治上的淫雨腥风。远在开封的政敌欲置苏轼于死地，他们不顾苏轼年迈体衰，决然把他贬谪海岛，苏轼当然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