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宾格勒曾说：“世界历史，即城市的历史。”也可以说，运河文明史就是运河城市发展史。沿运河水陆网络在广阔空间上扩展开去的城市与乡村，在社会结构、生活习俗、道德信仰及人的气质与性格上，无不打上了深深的“运河”烙印，是运河文明“基因”的再现与物化。作为独特的河流文明谱系，运河文明的精华集中于两岸的城市或中心城区，然后又以城市为枢纽而延伸到古代中国文明肌体的末梢与细部。如城东门和城北门在明清时期是天津最繁华的所在，原因无他，只是这两个城门正对着运河，占据了经济地理上的“区位优势”。又如北京齐化门外东岳庙一带，历来是京城人士辐辏之处，也是因为它沾了运河漕运的光。如《析津志》所述：“江南直沽海道来自通州者，多于城外居住，趋之者如归。又漕运岁储，多所交易，居民殷实。”经济的发展必然带动以商业为主要标志之一的城市化进程，所以每年三月，东岳庙一带才会出现“道涂买卖，诸般花果、饼食、酒饭、香纸填塞街道”的城市景观。

大运河与沿岸城市是一体同胞、唇齿相依的。对于运河城市，它们或是由于运河开通而直接完成了自身的“城市化进程”，从默默无闻的农村或普通市镇发展为具有相当规模或中心意义的大城市。或是借助大运河的综合功能超越了城市已有的规模与局限，使城市在空间、人口等方面发展到一个更高的水平。如山东临清，就是由于大运河的开通，把当时一个叫“鳌头矶”的水洲改变为一个重要的运输与物流中心，同时也使临清一跃发展为“绅士商民近百万口”的明清中心城市。清人贺王昌曾说“舟车辐辏说新城，古首繁华压两京”(《题清源》其二)，这并不是诗人的想象，在明清时期，临清是华北最大的棉布、绸缎和粮食等商品集散和贸易中心。在明代经临清转销的布匹和纺织品每年至少在一二百万匹以上，在清代每年经由这里交易的粮食则达到500至1000万石。以乾隆年间为例，临清城内粮食市场有六七处，粮铺多达百余家。又如唐宋时期的常州，当时江南运河西自朝京门外广济桥入城，经西水门出东水门后穿城而过，使常州获得“三吴襟带之帮，百越舟车之会”的令誉。发达的运河交通，不仅使常州出产的细纻、绵布、纸张成为唐代的贡品，极大地刺激了常州城市经济的发展，同时也由于穿过城区的运河曾数次改道南移，直接推动了常州城区的空间规模不断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