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建筑学家罗哲文指出：“如果没有这条运河，北京城可能就修不起来了。”如故宫太和殿的龙柱、铺地的金砖等，也包括城市建设需要的大量木材与石料等，都是通过运河运来的。与《说文解字·土部》的“城，以盛民也”一致，人口是西方城市社会学评价城市化水平的主要依据，运河两岸城市人口增加也是衡量运河对城市发展影响的重要尺度。运河城市中如此巨大规模的人口，不仅是运河作为国家交通系统固有的聚集效应的直接表现，同时大量的城市人口也只有依靠运河才能生存与发展。

强大的联系交流功能集中体现在运河城市上，在表层是实用性的交通、物流、商贸等，在深层则直接建构了城市新的存在方式与运行机制。这可以用“经济型”与“政治型”来阐述。如果说政治型城市趋向封闭，对中国社会的稳定具有重要作用，那么经济型城市则倾向开放，是一个社会具有活力与创造性的集中体现。在泛政治化的中国古代城市中，运河城市代表了经济型城市的中国模式与经验，对于中国当代城市发展特别是市场经济建设具有鲜明的参照价值与重要的示范意义。

如同有机体一样，社会发展也需要不断地扩大交流互鉴。依赖河流文明而出现的运河城市，在这一点上有其他城市不能比拟的巨大区位优势，为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由于中国古代农业文明总体上“喜静不喜动”，容易走向自闭与僵化，因而在运河两岸出现的这些活力充沛、性格外向的城市，对中国古代社会的自我更新与可持续发展，其功劳是怎样评价都不为过的。

三

运河城市不是一些联系松散的单体城市，借助运河文明在水文、商业、航运等方面的共通性，它们构成了一个规模巨大、具有“家族类似”的形态和功能的城市群，是中国古代纵贯南北的“主干大街”。抛开一些历史的因素和发展阶段的差异，中国大运河沿线城市可以说就是一个古代中国的城市群。以京杭大运河为例，它的重要城市在数量上已有17座。而如果以中国大运河为例，其重要城市则还要更多。运河城市之间的经济社会联系十分密切，其中也不乏人口超过百万的大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