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大运河提供的地理、交通便利与经济文化联系，使运河两岸城市在自身不断做大做强的同时，日益发展为一个水平更高、规模更大的城市共同体。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像这样一个城市群对中国古代社会的重要性。作为一个在经济社会发展上直接联系南北、在文化上横贯燕赵、齐鲁、吴越、河洛等区域文化的城市群，它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内部在人口、物质、信息、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等方面的交换与交流，这对于改变古代专制政治体制下日趋僵化与保守的社会与文化结构，使其在生态上实现多样性，在实践中走向多元化，具有重要的意义。

如同人类其他交通工程一样，古代中国人开挖运河的目的之一是发展经济。经济是政治最重要的基础，所以发展经济的根本目的在于维护统治。受其影响，人们对运河的认识与研究，长期以来也主要局限于政治、经济等实用层面。而把目光仅仅停留在“物”上，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缺憾。在大运河的深层，还潜藏着一条文化的河流，它不仅直接串联起南北，也由于沟通了黄河与长江等水系，从而间接地连接起更为广阔的空间，对中国文化大格局的形成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尽管大运河的鼎盛时期已经过去，对当今中国与世界的政治经济功能大为减弱，但正如“实用退潮，审美登场”这一美学原理所暗示的，直接的政治经济功能衰退，并不意味着大运河已寿终正寝；相反，正是直接的功利性与实用性功能退居二线，才使它固有的思想、情感、记忆等文化审美功能获得了表现的可能，具有了重要的历史文化遗产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