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嵘《诗品序》论五言诗创作时指出：“故诗有六义焉，一曰兴，二曰比，三曰赋。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六义”说源出汉代《毛诗大序》，其云：“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根据汉儒的解说，“赋”是铺陈直说，“比”和“兴”皆是依托外物进行表达。比较来看，钟嵘更重视“比”“兴”，特别是“兴”，把“兴”置于首位加以特别强调，并直接从“文已尽而意有余”的审美效果上进行解释，这种处理方式颇耐人寻味，值得我们关注。笔者认为，钟嵘之所以强调“兴”，正是看到了这种表现手法所具有的特质，及对五言诗写作的重要意义，同时，也想以此对当时五言诗写作的弊端作出纠正。

首先，钟嵘以“兴”居首，是强调其所带来的“文已尽而意有余”的审美效果。对“赋”“比”“兴”这三种诗歌表现手法，钟嵘其实并非厚此薄彼，只是要求对三者“酌而用之”。就当时五言诗写作情况来看，“赋”的手法是不可或缺、最为重要的。《诗品序》云：“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会于流俗。岂不以指事造形，穷情写物，最为详切者耶？”钟嵘把五言诗与四言诗比较，认为五言诗的表达功能更强，而五言诗之所以能做到指事造形，穷情写物的“详切”，贵在“赋”手法的运用。

但是，由此也会带来问题，如果诗歌纯用“赋”的手法，则会言尽意尽，言外无意，缺少令人回味的审美感受。正如《诗品序》中所说，“若但用赋体，则患在意浮，意浮则文散，嬉成流移，文无止泊，有芜漫之累矣”。这样“文已尽而意有余”的审美意味也就被相对削弱。钟嵘在《诗品》中，从“赋”的角度品评诗人诗作时，多示以批评态度。如《诗品上》评谢灵运诗，钟嵘认为谢灵运因“兴多才博”，而使得其诗歌写作“内无乏思，外无遗物”，但也因此造成“颇以繁芜为累”的缺陷。又如《诗品中》评颜延之诗“体裁绮密”，评谢朓诗“微伤细密，颇在不伦”，评张华诗“其体华艳，兴托多奇”等亦是此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