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就具体的表现手法来说，“赋”“比”“兴”都可以用来吟咏情性。但作为个人情感，有的可以言说，有的也难以直接表达。明代李东阳《麓堂诗话》云：“所谓比与兴者，皆托物寓情而为之者也。盖正言直述，则易于穷尽，而难于感发。惟有所寓托，形容摹写，反复讽咏，以俟人之自得，言有尽而意无穷，则神爽飞动，手舞足蹈而不自觉，此诗之所以贵情思而轻事实也。”这就要求诗人不仅抒发情感要寄寓于外物，而且诗歌的艺术效果也应是“文已尽而意有余”，如此，才能体现出钟嵘所谓的“最有滋味”。

其三，“兴”有助于纠正刘宋以来“文贵形似”的弊病。刘勰《文心雕龙·明诗》指出刘宋以来的诗歌，“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情必极貌以写物”；《文心雕龙·物色》进一步指出：“近代以来，文贵形似。窥情风景之上，钻貌草木之中。吟咏所发，志惟深远；体物为妙，功在密附。”描述了当时诗歌写作对自然外物的关注及“形似”的艺术追求。钟嵘《诗品》中也多见从写物的角度作出的品评。如评张协：“巧构形似之言。”评谢灵运：“尚巧似。”评鲍照：“善制形状写物之词。”评许瑶之：“长于短句咏物。”客观来看，诗歌创作描写外物并追求形似，这也无可厚非。但是在钟嵘看来，如果为写物而写物，无疑是偏离了的诗歌的抒情本质，而且，对自然外物越是进行婉转附物式的刻画，则其“文已尽而意有余”的意味就越相对削弱。因此，钟嵘有关“巧似”之评，也暗含着不满之意。唐宋以来诗论中，先后出现了兴寄、兴象、兴趣等理论主张，也推动着描写自然风物的诗歌创作的演进。而追源溯流，则不能回避这些诗歌理论及实践与钟嵘诗学思想的渊源关系，亦可看到钟嵘所表现出的敏锐诗学眼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