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从这个意义上，可反观“比”“兴”的作用。正如清吴乔《围炉诗话》卷一所说：“比兴是虚句活句，赋是实句。有比兴则实句变为活句，无比兴则虚句变为死句。”“比”“兴”之所以具有虚句、活句的特点，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依托外物来表情达意，这样使得诗歌不仅形象生动，诗歌语言也更显含蓄蕴藉。

其次，“兴”更能体现诗歌吟咏情性的本质。汉魏以来，抒情言志成为诗歌创作的重要倾向；诗歌的言情本质，也成为陆机、刘勰、钟嵘等批评家之共识。钟嵘基于汉魏以来诗歌创作的实际，对诗歌的抒情本质有深切的体察。（据有的学者研究《诗品》最初可能是一部诗歌选本，今天所看到的只是序和具体的评语。据王叔岷《钟嵘诗品笺证稿》、曹旭《诗品集注》等选录的所评诗人的相关诗作来看，大多不离言志抒情。）相对于之前的有关论述，钟嵘对吟咏情性的诗学观点表述得更为充分。他在《诗品序》开头就指出创作冲动的发生就是情感表达的需要：“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钟嵘还就诗人情感的多样性进行了描述：“若乃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诸诗者也。嘉会寄诗以亲，离群托诗以怨。至于楚臣去境，汉妾辞宫。或骨横朔野，魂逐飞蓬；或负戈外戍，杀气雄边。塞客衣单，孀闺泪尽；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女有扬蛾入宠，再盼倾国。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诗人所表达的情性，有家国政治层面上的，更多有个人的生命感悟、生活遭际的内涵。

而且，钟嵘特别注意到生活的悲剧性情境对诗歌创作的触发作用，他所谓“性情”，也多具有悲怨的意味。钟嵘品评诗人诗作时，亦多涉及“怨”的观察。如评李陵诗：“文多凄怆，怨者之流。”评班姬诗：“怨深文绮。”评曹植诗：“情兼雅怨。”评左思诗：“文典以怨。”评秦嘉、徐淑夫妇诗：“文亦凄怨。”可以说，诗歌的吟咏情性，是钟嵘对诗歌本质的明确表达，是他进行诗歌品评的逻辑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