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特是存在主义哲学的代表人物，他指出存在主义把人当作人，注重人的尊严，因此它是一种人道主义。在《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中，萨特提出“存在先于本质”，他认为先是有了人的存在，人才有可能进行自由选择，同时，人也要为自己的选择承担责任。这种“自由选择”为在荒诞、悲观的现实世界中挣扎的人们提供了一条出路。此外，萨特亦在出版于1947年的《何为文学》中提出了“介入文学”，在他看来，写作就是要揭露、要说话、要介入，要真实地表现自己的时代。对于揭露以及介入的内涵，萨特则认为要做正义的召唤，要揭露一切非正义的行为。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存在主义在德国出现。很快，田边元等日本学者便将其介绍至日本。日本人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他们忧虑不安、身心俱疲，存在主义的适时出现成为治愈他们内心创伤的良药。1938年，萨特因为长篇小说《恶心》而享誉欧洲文坛并逐渐蜚声世界，同时他的存在主义亦成为当时社会最具影响力的哲学思想。1945年日本战败，美国对日本实行军事占领，日本人的精神信仰被瞬间击溃，他们开始反省自身的存在并由此追问人生的意义。在这种情况下，存在主义在日本的发展走向高潮。

《M/T与森林中的奇异故事》书封。资料图片

《二百年的孩子》书封。资料图片

存在主义在日本广泛流传的时候，大江正值青少年时期，曾多次在随笔、自传中毫不隐讳地表达了自己如何迷恋萨特及存在主义。当然，这与他自小持续解读鲁迅有着较大的关系。鲁迅和萨特的思想源头中都有着克尔凯郭尔思想及其学说，出于这个缘故，当大江在大学时代邂逅萨特及存在主义时，便不自觉地受到了吸引。《恶心》等萨特前期作品中均透露着“无出口”和“徒劳”意识，作品中的人们无一例外都意识到自己的存在是荒诞且虚无的，他们找不到出路，觉得一切都是徒劳，人生亦充满痛苦和绝望。在萨特与本尼·莱维的对话录《今天的希望》中，萨特表示“虽然经历绝望，但希望从未远离过自己”，《存在与虚无》以后的著作中“再也找不到这种绝望了”。尽管如此，其前期作品中显现的悲观与绝望亦客观存在。

日本战败时大江十岁，正值小学五年级。那时美国占领了日本，整个日本顿时像是被封闭在了“墙壁”之中。萨特文学中的“无出口、徒劳”意识使得大江感同身受，这些影响在他的早期作品中随处可见。

1957年，大江通过《奇妙的工作》开始在文坛崭露头角。这部小说一经面世就获得了当年的“五月祭奖”，成功引起文艺评论家平野谦的注意。该作品呈现了一个发生于二战后的故事，故事中，东大学生“我”、女学生、私立大学生三人为了赚取生活费而替医院屠杀用来进行实验的狗，最终不仅三人都没能获取报酬，“我”还被狗咬伤，既无赔偿还必须自行承担医疗费。大江将二战后的日本学生描述成丧失敌意的狗，在美国的“监禁”下没有个性、麻木不仁。显然，无论是“监禁”的状态，“恶心”的工作内容，还是“徒劳”的结局，都受到了萨特的影响。

此外，发表于同年9月的另一部短篇小说《死者的奢华》也有着同样的风格。《死者的奢华》一经问世，便成为当年“芥川文学奖”候选作品。这部小说同样刻画了一个二战后的故事，讲述大学生“我”和一位怀孕的女大学生一起前往医学部打工，两人与解剖室管理员一同搬运尸体，最后由于事务所工作人员的失误，三人面临可能无法获取报酬的尴尬局面。在作品中，数次出现“监禁”“徒劳”“绝望”等表述，毫无疑问又是一篇“萨特”风的小说。

其实，不仅以上两部短篇小说，1958年出版的小说集《死者的奢华》亦为同样主题。该小说集由包括前述两部作品在内共九篇短篇小说构成。大江对于这些小说有着整体的构想，他在小说集的后记中说道：“我一贯的主题是思考被监禁的状态、思考被封闭在墙壁中的生存状态。”的确，其时的大江一直将萨特及存在主义视作自己的精神食粮，吮吸着其中的汁液，从中感受到的思想也就必然投射于他的创作中。

1947年，日本相继颁布《日本国宪法》与《教育基本法》，推进了日本社会和教育等领域的民主改革，然而自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起，这两部大法便面临着被修改的危险，与此同时，战前和战争期间被军国主义者奉为教育领域之圭臬的《教育敕语》屡屡受到肯定与拥护。面对这些令人绝望的局面，大江在创作中自然无法展现积极与乐观，却也在随后发表的《掐去病芽，勒死坏种》中，让希望开始萌发。在该小说中，主人公“我”的结局在初稿中是“被村民杀害”，后来则改为“向更加黑暗的树丛、更加黑暗的草丛跑去”。大江说这样的改动是来自母亲的建议，因为母亲告诉他，尽管绝望，我们还是要对未来充满希望。“黑暗”的重复使用，增强了外部世界的危险性以及不确定性，但“我”却因此获得了一个生存下去的希望，这时的希望在大江文学中或许仍然渺茫，却已不同于之前毫无希望的绝望。1964年，随着其代表作《个人的体验》刊行，微弱的希望开始在大江文学中呈现出勃勃生机。

在这部重要作品中，主人公“鸟”的妻子诞下一个脑组织外溢的智障儿。面对这个残酷的现实，鸟开始了一场充满纠葛的内心之旅，经过漫长的心灵炼狱，他最后幡然醒悟，决定与孩子共度苦难而漫长的人生。这部植根于大江亲身经历之上的作品延续了之前“痛苦与绝望”的基调，不过在小说的结尾，鸟却作出了与智障儿共生的决定。大江认为正是这样的转变，才能够使得小说从否定朝着正面回转过来，也正是通过这部小说，他从因婴儿诞生而陷入的困境中真正走了出来。

2000年，大江访问北京。在一次演讲中，大江表明，在他的家庭因儿子的出生而陷入困境之时，萨特式的立场反而将自己困在难以抽身的危机之中。在稍后的谈话中，大江更清楚地表明了自己在儿子光诞生后意识到必须重塑其精神，而这种重塑精神的武器，就是经由其大学时代导师渡边一夫所传授的法国人文主义思想。由此可见，《个人的体验》象征着大江的文学开始出现转折，亦宣告了大江与萨特及存在主义的“悲观文学”开始分道扬镳，还是其再度认识法国人文主义传统的标志。当然，萨特对大江的影响不仅仅体现在他悲观的“无出口”“徒劳”等消极意识之中，还有一直影响大江至今的“介入文学”，萨特提出的“写作就是要揭露、要说话、要介入”的思想深刻地影响了大江，使得大江不仅将这些体悟反映在文学中，亦贯穿至现实行动中。

Ⅱ对渡边一夫及人文主义的超越

《铁炮记》《日本教会史》以及《亚洲志》都认为在16世纪40年代初，欧洲人与日本列岛有了最初的接触。16世纪80年代，日本九州地区的天主教大名开始向欧洲派遣使节，欧洲人亦向日本派遣船队。英国人威廉·亚当斯便是在这个时候乘坐利夫德号来到日本，这条船的船尾安放了荷兰人文主义思想家伊拉斯谟的雕像，这便是人文主义由欧洲首次传播至日本的证据。时至18世纪，日本的商品经济快速发展，町人阶级开始形成，这些人提出“人性解放”“追求自由”“四民平等”等具有人文主义倾向的主张。至20世纪，日本社会曾两次激烈探讨人文主义，一次是60年代前后，日本逐渐完成战后复兴之时；另一次则发生在世纪末，日本走向新世纪之际。

《同时代的游戏》书封。资料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