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的体验》书封。资料图片

就在20世纪60年代日本第一次激烈探讨人文主义前夕，大江正在东京大学跟随渡边一夫教授学习法国人文主义思想。渡边一夫是研究法国文艺复兴时期文学和思想的重要学者，也是法国文艺复兴时期经典巨著《巨人传》的日译者。他在将拉伯雷及其作品译介至日本的同时，还将拉伯雷前后的法国人文学者及其生平和思想移植到日本。长子光出生后，与智障儿共生的决心促使大江重新建构和检讨自己的人文主义精神，于是便开始重读渡边一夫的作品以及法国文艺复兴时期的典籍。

1994年，大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在斯德哥尔摩面向世界的讲演中，大江介绍了自己的导师渡边一夫，同时表达了对其人文主义的肯定。作为渡边一夫的弟子，大江希望通过小说家这份工作向日本人和全世界传递这种精神，而他为此付出的不懈努力亦体现在其言行与作品中。

“宽容”是渡边一夫对人文主义最具代表性的解读。在《为了保护自己，面对不宽容，宽容应该成为不宽容吗？》一文中，渡边指出，必须时刻保持宽容，即便他人对己不宽容，也要宽容待人。在此基础上，大江进而提出“保持具有人性的反省”。在大江看来，渡边一夫疾呼宽容正是因为日本社会缺少宽容精神，大江的父亲在战争时期被当地官员以语言压制的经历便是这种现象的表征，儿子大江光在生活中受到的歧视甚或辱骂亦是这种表征。1998年，大江在写给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的信中指出，不宽容现象已经发展成国家性行为。因此，大江认为日本人需要反省，日本这个国家需要反省，他将这种强烈的信念表达在作品及言行之中。在其长篇随笔《广岛札记》中，大江记录了自己与遭受原子弹轰炸的幸存者们一同参加反核运动的过程以及由此引发的反省；在另一部长篇随笔《冲绳札记》里，大江则提升了反省的力度，不仅站在受害者的角度，更是立足于加害者的立场反思战争；为了维护和平宪法，大江与加藤周一等人共同创建了民间和平组织“九条会”，甚至在斯德哥尔摩向世界表示“改宪是背叛行为”；当日本所谓的“爱国心”教育卷土重来之际，大江又借助晚期长篇小说《水死》为孩子们找寻希望……

“信仰”是渡边一夫人文主义精神的又一种表现形式，大江及其文学则赋予信仰“希望”之名。1967年，大江发表长篇小说《万延元年的Football》，并将小说的整体基调定为“由死向生”。该小说以“朋友的死”开篇，又使“噩梦”“焦灼”等遣词贯穿小说整体，然而结尾一改开篇的绝望，显示出对婴儿诞生的期待感，由此可见，即使历经劫难，大江的最终旨归还是“希望”。同一年，大江表达了与陶渊明笔下“桃花源”意思相近的“乌托邦”思想。“乌托邦”一词意为“现实中不存在的理想之所”，源于希腊文ou和topos。在《万延元年的Football》之后，大江开始在《洪水淹及我的灵魂》等一系列长篇小说中构建希望的乌托邦。例如《洪水淹及我的灵魂》中那些“自由航海团”的年轻人，为了反抗社会暴力而选择与象征国家权力的警察队进行枪战，从而能够远离日本前往乌托邦生活……尽管该小说的结局并不尽如人意，却也向读者呈现出了些微的希望。又如《同时代的游戏》中拒绝归属天皇制国家的村民们，为了建立起自己的乌托邦而与天皇的军队展开游击战，虽然这场为时50天的战争与“自由航海团”的抗争一样以失败告终，但作为反抗天皇制的象征，大江的乌托邦梦想却得以延续。此外，在《M/T与森林中的奇异故事》中，大江创建出一个颠覆以往男性主宰的新型社会，力图表现“反对天皇制”，进而“建构乌托邦”的思想。20世纪90年代以降，大江更是为象征未来和希望的孩子们陆续写下《康复的家庭》等四部长篇随笔、《二百年的孩子》等长篇小说，意在告诉孩子们积累至今的经验与教训并为他们寻找希望；在后期长篇小说《水死》以及《晚年样式集》中，大江亦呼吁人们为下一代寻求希望。

反省也好，希望的信仰亦罢，大江用文学关注人的生存、关注现实问题，这些都是其欲表达的人文主义精神。从萨特到渡边一夫，大江的人文主义观经历了从绝望到希望的过程。当然，随着思考的逐步深入，大江对人文主义的看法还会发生变化，然而无论如何，其思想底流中都有着萨特及渡边一夫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