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田友力荐时任中央美院华东分院院长、杭州市副市长的刘开渠主持纪念碑的雕塑工作。经中央领导同意，1953年2月刘开渠从杭州到北京，将全副精力投入这项工作。在他到达北京前，中央美院一批画家已经进行了最早的浮雕草图起稿工作。参加这一工作的画家有吴作人、王式廓、董希文、冯法祀、艾中信、彦涵、李宗津、王琦等。由画家起稿的理由是，大多数雕塑作者没有参加国内革命战争，也没有相关的创作经验，“对中国历史不清楚”。刘开渠到北京后，认为画家们已经完成了既定的任务，再深入下去就是雕塑家的事情了。

直到1954年11月6日，在北京市政府的会议上，“建筑顶”和“雕塑顶”的争论才尘埃落定，最后确定了“建筑顶”。后来，在浮雕的宽度上，刘开渠和梁思成也出现了不同意见。从雕塑的角度看，更宽一些效果会更好；从建筑的角度看，浮雕宽了，会影响碑体的耸立和挺拔感。

书中传达出来的这些信息，真实还原了当时雕塑和建筑的关系，也反映出当时雕塑的地位和实际影响力。

辛亥革命后，现代雕塑进入了中国，但由于社会动荡，这门艺术还没有得到人们充分的认识和广泛认同。人们还没有对它建立起足够的信心。当然，也正因为如此，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的成功，为中国大型户外纪念性艺术的兴起，起到了巨大的提振作用。引人遐想的是，如果当年雕塑家的意见被采纳，建了一个以雕塑为主的纪念碑，现在来看，又是怎样的情景呢？

笔者感兴趣的还有，尽管当时建筑师和雕塑家从各自的专业出发，有着不同意见。但是他们都不约而同选择了坚持民族文化的立场。这种高度一致与他们共同的留学背景以及当时全面学习苏联的气氛，似乎很不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