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如，洛阳的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定位为全国大遗址保护、展示和利用的示范区，中国早期国家形成和发展研究展示中心，夏商周断代工程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研究、展示基地。所以，该馆的基本陈列由著名考古学家李伯谦先生和王巍先生负责，知名夏商考古学家孙庆伟教授执笔，展品主要以二里头遗址出土文物为主，辅以全国各地反映夏代历史和夏文化的出土文物。展览还对百年来夏文化探索历程进行全面总结，着重介绍了以顾颉刚、徐旭生、夏鼐、赵芝荃、邹衡、安金槐等为代表的六位著名古史学家、考古学家的生平事迹以及对夏文化研究探索的重要贡献。同时，对“夏商周断代工程”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两大国家工程做了概述。这样的展览，与馆外的遗址及遗迹展示相呼应，见文物，见人物，见学术，见保护，见河南，见全国，见中国，见世界，在2020年荣获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可谓实至名归。

明白地黑花婴戏牡丹纹瓶耀州窑博物馆供图图片选自《中国考古遗址博物馆》

2.考古遗址博物馆是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学科成长的直接反映

从博物馆自身发展历程来看，在考古学产生之前，无论是私人藏家或公共博物馆，都是基于珍稀性来对藏品做价值判断，而在考古学发展、成熟之后，博物馆逐渐将具有考古学意义的普通物品纳入自己的藏品体系。这也是考古遗址博物馆产生的驱动力之一。

19世纪初期，欧洲出现了专门的遗址保护与展示建筑（遗址博物馆的雏形）；195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九届大会通过的《关于适用于考古发掘的国际原则的建议》提出，“在重要的考古遗址上应建立具有教育性质的小型展览或博物馆，以向参观者宣传考古遗存的意义”；其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保护景观和遗址的风貌与特性的建议》，再次提出对景观和遗址“应考虑建立专门博物馆”。1990年，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颁布了《考古遗产保护与管理宪章》，认为向民众展示考古遗产是促进了解现代社会起源和发展的至关重要的方法，需要政府当局、学术研究人员、公私企业以及一般民众的合作。

在中国，最早具有考古遗址博物馆意味的，是1951年由竺可桢院士倡议、1953年9月正式对外开放的北京周口店“中国猿人陈列室”；1958年在半坡遗址发掘现场开放的“西安半坡博物馆”，被普遍认为是我国第一座真正意义上的考古遗址博物馆。最早提出建馆之议的，是在半坡遗址进行考古实习的北大学生们，这就让人产生一个有趣的猜想：他们究竟是从周口店的陈列室中获取了灵感？还是从国外案例中受到的启发？

从某种意义来说，我国考古遗址博物馆建设的真正起步，是1976年9月秦始皇兵马俑一号坑展厅的修建。这座1979年国庆节正式对公众开放的博物馆，以前所未有的边发掘边展出的方式而大获成功，成为我国考古遗址博物馆发展历程的重要转折点。

随着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深入，配合基建工程的考古发掘量激增，新的考古发现和重要考古成果大量涌现，建立考古遗址博物馆的机会大大增加。另一方面，国家对考古工作投入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支持不断增多，各地纷纷恢复或成立考古科研机构，中国考古学的学科体系建设得到极大提升。2005年始，国家将大遗址作为“中华民族文明发展史最具代表性的综合物证和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设专项保护，在推动建设考古遗址公园的同时，也明确要“建成一批特色鲜明、具有较高展示水平的遗址博物馆”。于是，新的建设热潮如期而至。

月牙纹彩陶罐仰韶文化博物馆供图图片选自《中国考古遗址博物馆》

在考古遗址公园建设、成长的过程中，我们能真切地看到党和国家领导人对文物考古工作的重视和关怀，以及文化遗产事业的发展、进步。例如，良渚遗址区曾经“炮声隆隆如战场”，深陷采石破坏的危局之中，靠了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同志的干预才转危为安。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良渚遗址给四位考古学家的回信中指出：“要加强古代遗址的有效保护，有重点地进行系统考古发掘，不断加深对中华文明悠久历史和宝贵价值的认识”，使得良渚遗址保护利用驶入快车道，最终成为世界文化遗产。

我们在考古遗址博物馆里还可以看到设计和科技的力量。例如，汉阳陵博物馆的地下展示厅馆内，一道中空镀膜电加热玻璃幕墙和通道，将文物和游客分隔在两个截然不同的温湿度环境中，在最大限度科学保护文物遗存的前提下，使游客在充满神秘感的环境中近距离、多角度欣赏大量的文物遗存。在涪陵，观众乘坐100多米长的电梯直达长江水下40米，透过窗口观看有1200多年历史的白鹤梁题刻，这处极其珍稀的人文和水文遗产，是当年修建三峡大坝工程中文物保护中难度最大、科技含量最高的项目，采用中国工程院院士葛修润提出的“无压容器”方案，在白鹤梁上修筑一个罩子，里面注满清洁的长江水，使罩体内外的水压基本保持一致。博物馆建筑如同一个潜水艇，保护了白鹤梁题刻。这座博物馆，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誉为“全球首座非潜水可到达的水下遗址博物馆”向全球推广，其设计理念之科学、施工难度之巨大，至今无有匹敌。

翻阅《中国考古遗址博物馆》，人们会看到，这些博物馆大多建在中国古代史、特别是古代都城（城市）发展历程上的重要驿站的遗址之上，反映着中国古代文明起源和古代中国的“高光时刻”。它们又大多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相伴，以遗址及其背景环境为主体，具有科研、教育、游憩等功能，在考古遗址保护和展示方面具有全国性示范意义；同时，它们还是“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国古代文明探源工程”“考古中国”等国家重大科研项目重点关注的对象，甚至像二里头遗址博物馆建设的本身，就是国家重大文化工程。细心的读者还会注意到，这些考古遗址博物馆往往同时还是世界文化遗产地、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各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科普教育基地、各级风景名胜区和旅游景区和各级历史文化名城（村、镇）等，可谓集多种资源优势和政策利好于一身，总体质量比较高，堪称博物馆中的精锐。

青铜馆陈列铜人头像三星堆博物馆供图图片均自《中国考古遗址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