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林散之谈“钟王”，他们不外从气质、天资、功夫和变化立论，都是对“池水”的观察、分析，而林散之从书写的状态切入，从底处开始重构。这里有不同于书法史的理解。

蔡邕说，“任情恣性”。就此而论，张旭、怀素可称极致，但林散之与他们不同。张旭、怀素仍然是在某种规范中的放纵，林散之针对的是书法这整池的溟水。只有回到林散之所钟情的王铎，才能见出此中端倪。

林散之说到王铎，不仅是形式上的借鉴，更有书法史上的抱负与美学观念上的契合。

王铎《文丹》论文章作法，但他的美学主张贯彻于其中。他书法中的题跋并没有充分反映他的个性。王铎说，《史记》“敢于胡乱”；“文要一气吹去，欲飞欲舞，捉笔不住”；“文要斩钉截铁，如临阵者提刀一喝，人头落地”。这些都不是常规的观念。

《文丹》仅存于顺治版《拟山园选集》初印本中（第八十二卷），其他印本皆删去（国家图书馆藏顺治版仅存八十一卷）。林散之也不一定读过《文丹》，但他与王铎有默契。“搅翻池水便钟王”，与王铎会心处不远。

“搅翻池水”远远超越了“任情恣性”。“任情恣性”说的是个性的呈现，是主体表现的问题，主体所具有的，借某种风格而充分表达，不受任何拘束；而“胡乱”“搅翻”针对的是一个领域公认的秩序——在艰难地获取之后再加以粉碎、重构。两种陈述着眼点完全不同。

“搅翻”看似狂放不羁，蔑视一切法则，但林散之的作品仍然不曾背离传统的诸多原则。他所说的“搅翻”指的是对已经把握的传统没有任何限制的驱遣，是超越传统之上的胆识、观念、才情与欲望。

“搅翻”超越了“风格”的含义。

书法史上的贡献，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针对作品的构成方式，如笔法中的运动形式、字结构构成方式、章法类别等；一类是利用已有的原理、技法创造新的风格。唐代以来，构成方式的创造越来越罕见，绝大部分作品仅仅是风格的呈现，如陆柬之、杜牧、苏轼、赵孟頫、董其昌等，皆无例外，而“搅翻”一词，隐含着一种重建的抱负。如果真能“搅翻”一池溟水，整个局面改观，风格的新异当然不在话下。

林散之的基调始终是雅致、平和，甚至可以说安谧的——如孙过庭所说的“不激不厉”，但他的作品中有任性、狂狷、叛逆，“翻搅”之时眼空四海。这种状态使他在认识上超越了历代对“钟王”的论说，超越了他的时代。

这不是一种能以风格来指称的创作状态。观念上承王铎而来，但在作品形态上独树一帜。林散之为书法史确立了一种创作的境界。

林散之由此而处于创作的第三层级中。

他成为二十世纪书法创作中这一层级的代表。

二十世纪的名家大多代表一种风格、一个派别，而林散之代表一个时代对书法感悟的最高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