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消费四十年的变迁逻辑

文化消费是人们利用文化产品或服务来满足精神需求的行为，其发展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文化软实力和国民幸福感的重要标尺。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文化消费经历了从匮乏、单一、模仿到丰裕、多样、创新的一个不断跃升的过程。这期间文化消费的变迁并非凭空出现，而是建立在政治制度、经济形态、科学技术和生活方式等综合因素变动之上，有其发展的内在逻辑。

首先，制度创新为文化消费变迁提供了最直接的动力。1978年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序幕。随着计划经济的解体，以及市场经济制度建立和现代市场体系的日趋完善，人民群众的消费自主性极大提升，压抑已久的文化需求如山洪般爆发，汇聚成了80年代的“文学热”、90年代的“电视热”、千禧年后的全民狂欢，文化娱乐消费蔚然成风。改革也让封闭的中国进入了四面来风的新时代，特别是“入世”之后，人们有更多机会享受到国外的优质文化产品，把握全球的文化脉动，消费视野空前开阔。最近几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系列消费促进政策的出台，又为文化消费提供了持续发展的强大动能。

其次，经济发展是文化消费变迁的最基本决定面。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高品质的文化消费需要坚实繁荣的物质条件。改革开放40年，我国GDP从1978年的3679亿元飙升到2017年的827121亿元，提高了令人震惊的224倍，居民恩格尔系数则从60%以上降到29.39%，进入联合国划分的富足区。“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随着人们可花在衣食住行等基本需求之外的钱越来越多，人们对文化消费的要求也不断升级。从最开始的补偿式消费、到炫耀性消费、再到今天的享受性消费，从模仿型、排浪式消费转向如今的个性化、多样化消费，高速的经济发展是我国文化消费变迁的最底层要素。

再次，技术更迭让文化消费方式不断推陈出新。文化消费媒介的迭代更新，一次次重塑着消费的时代特征。纸媒为王的时代，读书看报，成为主流消费；电视的普及，造就了一个“庶民”狂欢、娱乐至死的年代。而近几年来，移动互联、大数据、虚拟现实以及人工智能等新兴科技的出现与应用，则从根本上颠覆了传统的文化生产和消费模式，线性时序正在解构，文化主阵地正向数字世界转移，虚拟消费、共享消费、小众消费正成为全新趋势。随着95后、00后这些“网生”一代的崛起，一个大变革、大创新、大发展的文化消费时代正迎面而来。

第四，城市化浪潮为文化消费扩大了核心主体。城市是文化的容器，也是文化消费的集中地。从1979年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创办经济特区以来，我国城市化经历了高速增长的40年，从1978年的17.92%跃升到2017年的58.52%，这意味着中国经济社会发生了历史性变革：一个数千年来以农村为主导的农业大国进入了以城市为核心的工业和服务经济时代。城市化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深度催生着消费的发展，增加了文化消费的主体。特别是城市新中产阶层的崛起，让我国的文化消费呈现了传统不曾有的模样。他们具有文化消费能力与意愿强、文化艺术鉴赏水平高、追求高品质文化体验等需求特征，从根本上而言，今天的品质消费、个性消费、艺术消费，都得益于这个阶层的坚实支撑，

第五，人们对美好生活的不懈追求是文化消费变迁的终极动因。人类数千年的文明发展史，主线就是人们不断追求自我提升的过程——从生存、发展到享受与崇高。当人们解决了生存问题之后，腾出的空间就是不断追求享受与崇高的过程，而填充它的核心就是文化。改革开放40年以来，人们越来越多地为个人、为高层次精神享受而消费，追求精神愉悦、自我满足和自我价值的提升。随着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文化生产与消费将进一步彰显其重要性，正如党的十九大报告所言：“满足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新期待，必须提供丰富的精神食粮。”特别是进入到未来的人工智能时代，文化消费将成为人之为人的重要象征。

回望改革开放40年，虽然我们在文化消费领域开启了历史上演进最剧烈、内容最多彩的时期之一。但总体而言，我国文化消费还存在整体层次偏低、供需结构性失衡、城乡差距较大等问题，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较大差距，人们的消费潜力远未得到释放。展望未来，推动文化消费的发展与升级，我们仍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