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该焦点问题，本案审判长丁宇翔也给出了解释。在北京一中院提供的材料中，丁宇翔表示，本案所涉的《捐赠协议》为赠与合同，当事人名称或者姓名、标的和数量都是可以确定的，应当认定合同是成立的。
同时，丁宇翔解释：“根据我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之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依照其规定。本案捐赠协议不涉及应该审批登记事项。故本案《捐赠协议》自成立时应为有效。”
焦点问题三：涉案捐赠协议是否已被撤销？
针对上文提到的《捐赠协议》，季承还认为，基于季羡林先生2008年12月的全权委托的书嘱，并且对该协议所涉及的文物，季羡林先生曾有“怎么处理再商量”的说法，还给自己留有字条，写到“只是保存而已，我从来没有说过全部捐赠”。因此，主张案件涉及的《捐赠协议》应撤销。
北京一中院提供的材料显示，本案审判长丁宇翔表示：“根据我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六条之规定，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或者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不适用前款规定。本案捐赠协议，从捐赠目的、受赠人特点、捐赠物品属性来看，具有公益捐赠的属性，即便是季羡林先生本人也不得撤销。”
在该份材料中，丁宇翔亦解释道，一方面，季承作为季羡林先生的受托人，应从维护委托人利益的角度积极履约。在季羡林先生并无明确授权撤销《捐赠协议》的情况下，季承作为受托人应当积极履行《捐赠协议》确定的义务，而不是千方百计使其被撤销；另一方面，任何人不能将大于其自身权利的权利委托他人。本案中，季羡林先生自己尚无权撤销《捐赠协议》，因而就更不能授权他人撤销该《捐赠协议》。因此，季承也不能撤销本案《捐赠协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