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双林
1958年5月，毛泽东在送来的一份报告上写道：“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因该批语曾作为中国共产党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文件下发，因此很快闻名于世。这句话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毛泽东个人思想中的平民意识。
实际上，这种崇平民、轻贵族的思想在辛亥革命时期已经出现，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吴贯因(柳隅)。他指出，中国近数十年来，外交之所以失败，内政之所以废隳，皆因当道者不得其人，“是故今日欲语强国，有为时势所要求，而相需最殷者，则望有政治家之出现是已。”随后作者笔锋一转，提出问题：“使今日诚有政治家出现焉，而出现于阀阅之家乎？抑出现于平民之中乎？”在他看来，当时世界各国的政治现象，有的是政党政治，有的是官僚政治。造成政党政治与官僚政治的原因多种多样，但就其最主要的原因看，“大约一国之政治家，而多出于阀阅之中，则常成为官僚之政治；若多出于平民之中，则常成为政党之政治。”而官僚政治仅能发达政治上的事业，政党政治不仅能发达政治上的事业，对社会上事业的助长也非常明显。“是故中国今日诚欲使朝野之间，各呈活泼之气象，必也使国家之政治，成为政党政治，而勿成为官僚政治。而欲使政党政治之发生，必先有平民的政治家之出现。”
当时知识界人士不仅期待平民政治家的出现，还对下层民众的疾苦予以深切的同情。黄侃(运甓)在《哀贫民》一文中就写道：“民生之穷，未其甚于中国之今日也。山泽之农，浮游飘转之勾，通都大邑之裨贩，技苦窳而寓食于人之百工，其趣异而困苦颠蹇一也。”刘师培(韦裔)在《悲佃篇》中也指出，江淮以北的佃农，“名为佃人，实则僮隶之不若，奉彼(指田主)之命，有若帝天，俯首欠身，莫敢正视，生杀予夺，惟所欲为”。在《天义报》上，刘师培还发表了大量同情下层民众的文章，并曾收集《穷民谚语录》和《贫民唱歌集》。
当时，一些人还将职业与道德水准联系起来，认为道德水准与社会地位呈反比，社会地位越高，道德水准越低；社会地位越低，道德水准越高。章太炎就认为：“今之道德，大率从于职业而变。”“知识愈进，权位愈伸，则离于道德也愈远。”他将当时人们从事的职业分为16种，即：农人、工人、裨贩、坐贾、学究、艺士、通人、行伍、胥徒、幕客、职商、京朝官、方面官、军官、差除官、雇译人。这16种职业的从业者，如果从道德的角度进行区分，“则自艺士下率在道德之域，而通人以上则多不道德者”。
最为值得注意的是，一些人把绅士与平民完全对立起来。黄侃和刘师培就将官员与富绅并举，视为一丘之貉。黄侃指出，官员税吏和缙绅富贾均为“贫民之蟊贼”。“覈民之数，富者寡而困苦不可亿计也。相民之财，富者十取九焉，其散在众者，什一而已矣。”也就是说，他们以人口的极少数占有了社会财富的绝大多数，贫者因此而愈贫，愈愚，愈贱。在他看来，“朝廷盗薮也，富人盗魁也。小盗罪无赦，大盗莫之诘……欲民之无穷，何可得耶？”刘师培则告诉灾民们，那些官吏和绅士们表面上天天商议赈济，实际上都巴不得你们有灾，“你们受苦，他即发财；你们受罪，他就得好处。”他还以光绪年间山西、云南的旱灾为例，说明负责赈灾的官吏和绅士都曾借机发财，丧尽天良！
《河南》杂志甚至曾刊载一篇名为《绅士为平民之公敌》的文章。作者在文章中历数了绅士们的种种恶行，指出绅士们除与政府互相利用、同恶相济外，还尽可能利用退休官僚和海外留学生。那些退休官僚“无本所谓思想，亦无所谓魄力。特以其红顶花翎曾贯摇于头上，头童齿豁，已待死于墓中，狡猾者遂奉以为名，而己为副，所谓政犹宁氏，祭则寡人也。”那些海外留学生则“买一纸卒业文凭，抄数篇间接讲义，无根柢，无价值，信口妄谈，自命通学，亦为狡猾者之所喜。月舍数百金，使之追逐己后，或当教习，或充干事。有反抗我者，可借文明国之法律以灭之。”这样，绅士们便“上可以狼狈政府，假公济私，下可以把持社会，淆黑乱白”。所以，常常能看到他们在大庭广众，发起各种集会，人潮如海，掌声雷动，“美其名曰普及教育，崇其谥曰提倡实业”。其实，他们都是为自己做官发财计，与全体国民并不相干。这些绅士不仅徇私谋利，而且破坏革新。“虽有魁杰之士，热心公益者，亦且心灰气沮，望祖国而却步矣。间有发为谠论，纠正其慝，或因民意之不顺，激而为示威运动者，彼且借扰乱治安、破坏秩序为名，出野蛮之全力，嗾彼官吏，杀之、戮之、逐之、辱之。”“夫政府犹发纵之猎人，而绅士则其鹰犬也；政府犹操刀之屠伯，而绅士则其杀人之锋刃也。”如果任其盘踞不去，则社会改良无望。
由于绅士与官吏互相勾结，鱼肉百姓，破坏革新，所以被视为革命的对象。黄侃就号召广大贫民：“请命于天，殪此富人，复我仇雠，复平等之真。宁以求平等而死，毋汶汶以生也。事之济，贫民之福也；若其弗济，当以神州为巨冢，而牵率富人之与之共瘗于其下，亦无悔焉尔。”《绅士为平民之公敌》一文的作者则指出：“现在此等专制之恶绅士，每省多者不过百十人。其有时列名上书，定期演说，亦似有无量数之共表同情，实则赵钱孙李，姓以简编，甲乙丙丁，名凭簿记。即使附和果多，然除去彼发起数人，随举一人以问今日彼因何事而集会，尔又抱何宗旨而赞成，以后尔得何种之利益，则必皆瞠目而不知所对矣。”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