丛树品一家和黄克诚同住一院，相处得很好。文革后，他成了黄克诚的秘书。
他向传记组回忆，当时他从来没有限制过黄克诚的自由，时常陪黄克诚到北京郊区看农作物长势，和农民聊天。他还学会了下围棋，因为这是黄克诚一生中唯一的业余爱好。下棋时，黄克诚喜欢以视力不好为由悔棋。别人不干，他就把人拉回来：“那你也悔一着吧。”
1965年10月，黄克诚被分配到山西，担任常务副省长。他本打算在这里度过余生，没想到一年后，“文革”开始，他被红卫兵押回北京。
一开始，他被关在五棵松附近北京卫戍区的一个监护点。黄克诚回忆，自己常常和看守吵架，对方有侮辱行为，他就会还手。“我明知自己年老体衰，和年轻小伙子打架是自找倒霉，但打不过也要打，不能白受侮辱。”这让看守人员有所收敛，因为这“老家伙”不怕死，动不动就拼命。
后来，他被转到玉渊潭附近的监护点。北京的3月很冷，看守人员让他们自己生炉子，黄克诚是南方人，不太会，就每天烧得乌烟瘴气。
1967年7月是大批判会高潮，他被批斗20多次。每次批斗彭德怀，他都被拉去陪斗。
同监的老干部回忆，黄克诚是监狱里吵骂得最凶的一个。1968年3月，专案组对他通宵达旦搞“逼、供、信”。有一天来了20多人围攻他，他使劲挣脱出一只手，抓起桌上的茶杯，把自己的头砸得鲜血直喷，人马上休克了。他醒来后，这些人又来围攻，他毫无畏惧与他们对骂：“你他妈的懂个屁！”
一次放风时，黄克诚见到了彭德怀。趁监管松懈，他问彭德怀：“天冷了，你怎么不穿棉鞋？”彭德怀说：“棉鞋带来了，没穿。别说话了，免得麻烦。”这是他们受到隔离审查近10年来的第一次交谈，也是一生中的最后一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