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臻阅毕四项条件,称“得请示,等候张副司令批示再行换文”。双方关于中村事件的最后一次谈判至此结束。
18日当天,荣臻甚至还派人前去李香甫私宅告知关玉衡:“关于对您的处理问题,将来批准这段外交的话,也就是把您调离兴安区,一了百了矣。”李香甫当时在场,对关玉衡说:“这算喜事,晚间设宴为你祝贺。”
话没说完,就有宪兵进来报告说,早上见到南满站的墙上贴了布告,说日军“近日以来举行秋操”,“满铁附近居民突闻枪声勿得惊慌”。此时,不管是李香甫,还是关玉衡,都没有想到,这样的布告和近几天日军的种种表现一样,都是故意麻痹国民政府而已。
两天前的9月16日,日本《朝日新闻》等报以突出的位置刊登了关东军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的照片,照片上的他正在离开东京前往中国东北的火车上,一反常态地满面微笑,对记者说:“想以中村事件为机会解决若干累积的满蒙问题是很自然的,其手段方法要由外务当局来实施,作为陆军不过是从侧面进行支援而已。”
9月17日,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还向中外发表声明,说因为中村事件而“盛传日本军队有动员计划说,全系无稽之谈”。
然而,重光葵的声明不过24小时,林久治郎和荣臻的最后一次谈判后不过几个小时,日本军队就突然向东北军驻地沈阳北大营发动袭击,炮轰沈阳城,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爆发了。
由于国民政府奉行“不抵抗”政策,东北128万平方公里的大好河山,短短4个多月内全境沦陷。而关玉衡留在东北的亲人和东北百万民众一样,流离失所,惨遭日军蹂躏。
值得庆幸的是,9月20日拂晓,关玉衡乔装打扮,顺利躲过了日军的搜捕,乘火车抵达北平。为抗击日寇,他在香山慈幼院托孤后化名国尔家,到上海参加了东北义勇军后援会。1932年6月,改名郭尔佳,到内蒙古建立开鲁后援会和义勇军,战斗在抵抗伪军的前线。1936年,关玉衡被张学良委任为东北军少将炮兵师长兼陕西省横山县县长。“西安事变”爆发后,他积极组织抗日武装,与我党联系密切。因为他的爱国抗日行动,周恩来曾称他为“爱国军官”、“爱国民主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