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王、吴这两位专家的精审校订，这一处异文看似可以暂时搁置争议了。然而北京中国书店在1978年整理库藏时，无意间从一部元刻《文献通考》的书皮背面发现了四片《新编校正西厢记》残叶，又使得波澜再起。肆力于考索《西厢记》版本源流的蒋星煜率先撰写《新发现的最早的〈西厢记〉残叶》（载《群众论丛》1980年第1期，又收入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西厢记〉的文献学研究》），在详细介绍这些残叶的基本情况后，着重讨论保存于其中的第一本“题目正名”。他仔细分析了已知的三种异文，认为都能自圆其说，“问题在‘闭’、‘闲’、‘开’字形相近，不知最初为何字，也可能后来翻刻、演唱时又传讹的”；不过新发现的残叶既然作“闭”，且“刻书时代较所有现存明刊本为早”，因此“最早的本子用‘老夫人闭春院’的可能性较大”。
紧随其后，吴晓铃发表《“春院欣闻闭不闲”》（载1983年9月27日《光明日报》，又收入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吴晓铃集》第五卷），虽然强调“我们不能单纯依靠刊刻年代早或震于名家校注，来决定去取，而是要从作家构思和作品内容多下功夫推敲”，可依然主张“时期最早的《西厢记》残叶可为主证”，再辅以其他佐证，就可以断定“‘闭’字无疑当属王德信原词”。据吴氏所述，他曾受邀对残叶的刊刻年代进行过鉴别，是除发现者以外“第一个看到原件的‘槛外人’”，可所作口头鉴定“只是供给书友们参酌，没有写成文字”。作为《西厢记》的校订者，他居然没有立即撰文予以研讨，表现颇为反常。是否意味着他对“闲”、“闭”两字究竟该如何抉择，一开始仍存有疑虑而举棋不定呢？
与此同时，王季思在旧著《集评校注西厢记》的基础上，吸取多年来的考订成果，进一步勘正文字，增补注释，又另约请张人和搜集评论资料，最终编纂为新版《集评校注西厢记》，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于1987年出版。书中也将自己此前沿袭了数十年的“闲春院”改作“闭春院”，并有注释云：“闭字原本作闲，此据北京中国书店藏元末明初刻本残页改。”同样根据新发现来推翻旧判断，究其原委，恐怕也是由于这批残叶的刊刻时间在先。王氏后来主编《全元戏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其中的《西厢记》即据新版《集评校注西厢记》迻录，仅“删去集评和注释的内容，保留校记”，显然已经视其为最终定本了。
兴许是受到蒋、吴、王等人的影响，此后问世的《西厢记》整理本（如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版张燕瑾校注本）或研究论著（如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张人和《〈西厢记〉论证》）也都纷纷依据这些残叶，将此句校定为“老夫人闭春院”，似乎已成定谳。不过仔细深究一番，或许还有讨论的余地。以最纠缠不清的“闲”、“闭”为例，前者因漫漶阙笔而讹作后者，较诸后者因增添笔画而误为前者，其概率恐怕要大许多。重视刊刻时间在前的旧本，固然是古籍校勘的重要准则，不过正如吴晓铃所言，残叶“原题‘新编校正’，可见还有旧本”，倘若日后发现刊刻时间更早且作“闲春院”或“开春院”的版本，那又该如何处置呢？整理古籍原本是件挺单调乏味的事情，可正像古人所说的那样，“时思误书，亦是一适”，偶尔胡思乱想，倒也蛮有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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