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书法作品中保留着一些诏敕，这类文书就是当年政令的载体。其中有赐予臣僚个人，作为指示、奖谕或表示体恤的；也有颁发给特定部门，作为政务“指挥”行用的。类似的内容，文献中有不少著录，但很少记载时人习见的文书体式。书法作品中的政令原件，让我们有机会注意到当年制度运行的实际程序，包括具体内容、各环节的承接方式、沟通途径，以及签署者、责任人等详尽信息。若想关注制度演变脉络，让我们的认识落到实处，只能依靠这些书法实物。
画作对宋史研究者也很重要。艺术史本是历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在被人为分开了。当然，历史学者与艺术史家对画作的认识角度不同。艺术史家往往是将特定背景下的画卷“拉”出来，进行集中聚焦式的情境分析；历史学者则倾向于把书画材料“纳”进特定的背景之中，作为观察时代的一个“入口”。以政治史研究为例，画作之所以能够成为政治史的研究对象，首先是由于中国绘画中确实存在“政治主题”；画作可能是权力的显现，也可能是权力发生作用的一种形式。当年的创作活动、书画收藏与欣赏、书帖与画谱的编纂，本身就可能蕴含着政治的寓意；后妃、臣僚、画师的艺术才赋，都可能成为一种政治资本。宋代历来以宫廷绘画兴盛、职业画家活跃、文人画思潮形成而著称。宋代画作中，有不少是政治宣传画，或展现帝制权威尊卑秩序，或渲染治世圣德祥瑞，或献策逢迎或规谏针砭，都是当时政治生态的鲜活反映，也让我们注意到通过画作引导舆论、占据文化制高点的努力。成于北宋仁宗朝、用于劝谕鉴戒的《观文鉴古图》《三朝训鉴图》等，直接服务于朝廷政治目标，用作“帝王学”图文并茂之教材，同时也被宋人视为了解本朝圣政、祖宗故事之史料。除了与宫廷或朝政相关的绘画之外，宋代的地方官员会以画图作为告谕民众的施政手段；处江湖之远的士大夫，也会以图画或直白或幽约地表达心声。文人的绘画及鉴赏、馈赠、收藏等活动，也渗透着结交人际网络的努力。即便看似超脱于政治的文人画，也是特定政治文化环境导致的结果，体现着对当时政治景况的直接间接回应。
说到拓宽材料面，还有一类材料值得注意，就是明清社会史研究者经常用到而宋史学者不大利用的宗谱、族谱、家谱。一般来说，修谱者所展示的家族史，反映的是相对封闭的内容，重支派蕃衍而不重时代环境，与研究者所追寻的历史，存有相当的距离。某种意义上或许可以说，宗族“活”在人们选择性的记忆中；其记叙反映着子孙心目中对前世的追认与理解，大都有夸饰甚至虚构的内容。我们注意到后代编修的族谱追溯宋代先祖情形往往“不靠谱”，通常认为不可信据；其实，若能下功夫仔细辨识，可能会有意外的发现。就我个人有限的了解而言，明清乃至民国精心修缮的一些族谱，例如浙江龙泉何氏宗谱、缙云吕氏族谱所记述的宋代祖辈行实，虽然有明显的混淆误差甚至掺假，但其中确有宋代留下来的真实内容，应该是在宋代材料的基础上“盘整”而成。像宋代官称之类，造伪并非容易。一些宋代资料通过重辑翻修的形式，被包裹着“活”在明清以降传世的谱系之中。实情与伪作，应该仔细梳理剥离。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或许可以说，这类材料中散存着我们至今尚未充分辨析发掘的宋代社会史研究“资料库”。
一个有意思的问题是，我们对宋代存有各种各样的负面印象，但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西方学者却对宋代给予极高的评价，在您看来，我们应该如何认识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