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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棚瓜架语如丝(下)

2016-12-25 10:25:40      参与评论()人

《扫愁帚笔谈》还记录了不少十九世纪江南农村光怪陆离的社会现象。譬如,《奸鸡》条曰:

予馆于农家于壬辰岁,系深山僻壤,岑寂异常。每宵无聊,懈坐荒斋。邻村有鳏者,独居一室,素吸洋烟,遂信步至之,横卧相陪,闲谈荒语,必待倦而后返。一夕,云其僚辈故业木工,同事三十余,各畜鸡雌。有某者年将而立,甚好狎邪,频死畜鸡,咸所弗解,惟某即持去烹食之。一日,或有见其抱鸡厕中,就于袴间弄之,须臾鸡死。

“壬辰”亦即光绪十八年(1892年),其时潘国顺在深山农家处馆,听邻村一位鳏夫提及当地牲畜和母鸡经常莫名其妙地死亡,后来有人在厕所中看到了不堪的真实一幕。揆情度理,当时的一些徽州农村相当贫困,导致男子的有偶率较低,故而出现了个别原始欲望与伦理道德的激烈冲突。

相较于男性的极端变态,《妙法置妇》条则反映了更为残酷的事实。这则说的是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盛夏发生在黟县西递一带因琴瑟失调而酿成惨剧:一对新婚夫妇,新郎还是儿童,而新妇则已十八九岁,后者显然是位童养媳。因新娘不知什么缘故拿剪刀将新郎生殖器剪断,造成后者的死亡。男方族人先是派奴婢前往娘家报信,说新娘无故自杀。碰到这种情况,娘家一定会兴师动众地前来问罪。果然,娘家人勃然大怒,纠集多人气势汹汹地乘轿赶到,要求查验尸身。结果一进门,就看到新娘不知什么原因像母猪一样被绑着躺在地上。娘家人大惑不解,赶紧问是怎么一回事。夫家这才拿着蜡烛照照床上,道出事情的缘由。听罢,娘家人只能任由夫家处理,一行人灰头土脸地离去。夫家接着开祠聚议,准备了一副大棺材,棺材前部留有空隙,将新娘活生生地置于棺材底部,再让新郎尸体叠在其上。棺材并不下葬,而只是放在野地里。当时,过往的行人多有听到棺材内声嘶力竭的哭喊声。有人拟想新娘的痛苦,认为这样的处置,恐怕要超过凌迟割剥。因为其时正值漘暑炎蒸,上面的尸体必然高度腐化,尸汁下流,蛆虫生长,这些都在所难免。新妇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最后是在痛苦中凄惨地死去,这是可以想见的……

除了这些沉重、可怕的故事之外,两性生活亦是潘国顺津津乐道的话题。此类话题千奇百怪,成为穷居无聊之人茶余饭后的谈资。例如,《白湖新续》条说的是黟县人王某,天命之年托媒远聘,觅得二十多岁的娇妻,新婚之夜“久旱甘霖,备极狎亵”,结果一命呜呼。当夜,新娘因不胜其扰,且羞于言诘,未曾发现王某的异状,遂抽身侧睡,直到天亮时方才发现情况不妙。在众人的威逼下,可怜的新娘,只得在众人面前一五一十地供述前夜床笫间的媟狎之态,以期自证清白。尽管如此,她还是被怀疑与他人有奸情并加害于夫君,差点吃了官司。

在徽州,因洋庄茶的盛行,当地有不少茶叶通过“漂广东”运往岭南。在这种背景下,黟县人与粤商也有不少互动与交流。《广东老》条说,当时开设洋烟店的主人“广东老”,包养了一小家碧玉,两人要好得如同伉俪一对。妇人的饮食、衣服,全都由广东老提供,而后者亦乐此不疲。“一夜抱妇登床,就淫之,狂驰猛骤,兴浓乐极,将历更余,妇即昏然晕去,广惊视之,已气绝而鼻冰,身循僵而已毙矣”。于是大惊,仓皇奔出,告诉该妇的婆婆。后者原先是垂涎于广东老的财富,所以让儿媳与之通奸,听闻此事,赶紧赶到妇人家中百般施救,但却回天乏力。至此,婆婆与广东老反目成仇,声言要与他打官司,后者只得花钱消灾,赔了一大笔钱,才得以脱身。

《木尖》一则,则是作者在鄱阳县开塾授徒时所亲闻,其中提到一对饶州年轻小夫妻,以“状类犬阳”的木尖为情趣用品追求刺激,结果难以自拔,不得不求助于长辈。后者先后延请稳婆、医生、铁工和收生婆等前来帮忙,但因涉及的技术颇为复杂,处理过程煞费周折,结果闹得满城风雨,终成里巷笑谈。

《遇鬼》一则是说挑夫某甲,一日黎明时担挑而出,途中遇一少妇,二人相谈甚洽,“欢然搂抱,遂成野合,极情尽兴,云雨酣浓”。某甲以为自己走了桃花运,有此一番艳遇足慰平生,遂春风一度后,与之“偎脸抱肩,依依不舍”,于草丛中欢快睡去。结果一觉醒来,发现已是夕阳衔山,周遭绝无一人。再看看怀中,所抱者竟是一块很长的巨石。见此情状,某甲“俯验私处,即泥沙成窟,精填盏许,阳具肿胀,痛不可忍”,只得弯着腰回到家中。此后身体每况愈下,大病不起,半个月后便去世了。临死之前,他向家人坦白了这件倒霉事。至此,人们才知道他是因为与鬼物交欢而自作自受。这些故事,都是劝诫世人当节制个人过度的冲动,发乎情而止乎礼。

潘国顺早年到过江西、浙江各地,虽然经商一事无成,但他在商海浮沉多年,耳闻目睹了不少徽商的事迹行止。如《义犬》条就提及:黟县城北有位在江西开店贸贩的金姓徽商,养了一条黑白相间的狗。某次,他挟带重赀前往外地购货,出门时那条狗跟在后面。金商驱叱使回,狗遂斜行而去。大约走了六七里,金商因内急走入林间大便,顺手将随身携带的包袱放在路边。事毕,系上裤子就走了,竟忘了先前放下的包袱。到达目的地后检查行装,才发现丢了钱,想要回去搜寻,但回想其地是“南北冲衢,行人如蚁”,肯定难以找回,故只能责怪自己,懊恼不已。过了十天,他办完事情返乡,到了上次如厕的地方,一眼望见有条狗卧在草丛间,仔细一看相当眼熟,用脚踢了也不动,才知道狗已死去。他颇感震惊,遂将狗拨开,发现其身下裹着银两的包袱,拿起来一看,正是自己的东西,而且不差毫厘。于是,他顿悟早先狗跟着自己,是预知金商可能会丢钱,当时虽然被逼折返,主要是怕违背主人的意愿,所以又绕个圈子回来,为金商守住遗失的赀本。终因久等不到,只能以死相殉。在它想来,主人如果得见,一定会想起这件事,它是藉此来报答故主。对此,金商极为感动,遂出资修建了“义犬亭”。从此,商旅途经此地,都会赞叹不已。根据潘国顺的描述,义犬亭位于饶州的安仁(今江西余江县东北)乡间。不过,类似的“义犬亭”,在清代的笔记小说中颇有所见。嘉庆年间王有光所撰的《吴下谚联》中,就有“犬有义而可养”条,也说了类似的义犬故事,只是主人公是侨业浙江之徽商,而所修的义犬亭则在新安江畔的富阳。

其实,我们如果将此一故事上溯,便可发现,在《聊斋志异》中,蒲松龄也讲过类似的“义犬”故事,只是故事发生的背景是在潞安(今山西长治一带),主人最后所建者不是“义犬亭”,而只是一个“义犬冢”而已。在潘国顺笔下,讲完“义犬”故事之后,他还特地说出故事的出处,这一点也与《聊斋志异》颇相类似。

在此,我们不妨将《扫愁帚笔谈》与《聊斋志异》稍作比较。从个人的生存状态来看,蒲松龄有个凶悍的大嫂,她极端厌憎这位小叔为科举不事生产。在这一点上,潘国顺亦有类似的生活经历,他备尝科场失意的耻辱,也受尽了屡试不中的白眼与冷言碎语。因此,在他的作品中,同样充斥着愤世嫉俗与奇情异想。

关于《聊斋志异》之创作,蒲松龄在《自序》中这样写道:

……独是子夜荧荧,灯昏欲蕊;萧斋瑟瑟,案冷疑冰。集腋为裘,妄续幽冥之录;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寄托如此,亦足悲矣!嗟乎!惊霜寒雀,抱树无温;吊月秋虫,偎栏自热。知我者,其在青林黑塞间乎!

无独有偶,《扫愁帚笔谈丛录自叙》亦曰:

……维时雨晦灯昏,风萧夜静,醉浊醪之余趣,喜萤灯之囗囗。濡笔抽笺,直书则奇奇怪怪;吮烟酣茗,暝搜则人人物物。盖此中之景味,实吾人之解忧,只堪为知我者道也。

看来,无论是自序还是创作手法,潘国顺始终都在刻意模仿蒲留仙。对《聊斋志异》,清人王士祯《题辞》曰:

姑妄言之姑听之,豆棚瓜架雨如丝。料应厌作人间语,爱听秋坟鬼唱诗。

在渔阳山人的想象中,秋雨淅沥,豆棚瓜架之下,人们饶有兴趣地讲述着鬼怪神祇的故事,对此类的齐东野语,“姑妄言之姑听之”,完全不必当真。

豆棚瓜架是芸芸众生聚会纳凉说话闲聊之处,其下的家长里短,对整个社会而言无足轻重,在浮世喧嚣中可谓气若游丝,这就是为什么我会刻意在本文标题中将“雨”改作“语”字的缘故。

在传统中国,衙门胥吏往往是沉默的大多数,在传世文献中,很少能听到这类人的声音。不过,身处社会底层的这些人,往往阅尽人世沧桑,他们偶一著述,便成为观察历史的珍贵史料。例如,现存明末清初著名的《历年记》一书,即出自上海胥吏姚廷遴之手。迄今,社会史、法制史等诸多学科的研究者,皆曾聚焦于此一文献,探讨鼎革前后的江南社会。姚廷遴是一位有着从商、务农、做吏和教书等丰富阅历的读书人,与其相类似,潘国顺也有着从商、做吏和教书的相同经历。只是与姚氏生活的年代不同,在晚清时期,潘国顺曾读过《癸巳汇稿》,也翻阅过《申报》之类的近代报刊。不过,从总体上看,他的知识储备仍旧极为传统、保守。在知识界,他们难以发出声音,远远不能与那些大儒(如近在黟县的俞正燮等人)相提并论。尽管如此,这也并不等于他们的所思所想、所见所闻,就完全没有思想史的研究价值。这就像路边墙角零星的鸢萝,花期虽短,植株亦小,难以妆点大片风景,但亦竭其全力,在秋日的晴空下倔强绽放。豆棚瓜架之下,气若游丝的闲聊碎语,仍是我们观察传统中国的重要史料。

在清代,类似于潘国顺这样的读书人,有着极其庞大的数量,而且,到了十九世纪晚期,此一群体呈现出急速增长之势。根据张仲礼先生的估计,太平天国之后生员的总数估计约为九十一万,比太平天国前增加了将近四分之一。这一数字显然同时说明,没有考上秀才的读书人,数量应当颇为庞大。这些人,构成了传统中国“读书人”的基础。对此,《扫愁帚笔谈》中有《腐儒》条:

我黟近年来文风兴盛,科甲频仍,所以业儒者日更多。大半家不丰足,欲子读书,急于成名,以博官秩而食厚禄。则为师者,亦往往以八股时文,授以门径。试期伊迩,每多藉怀挟之弊。故今之考篮,大如小箱,以能多带课艺,广藏选集。一入场,见题则翻阅目录。其洋板文,有三万、有大囗、试帖等作,无之不有。每每敷衍摹袭,装点成文。间有撞着青衿者,其实句读尚未明,即随便书一简,都有不可以解者。

潘国顺自视甚高,对周围一些考中秀才的人(包括自己的族弟)都极为鄙视。他认为,那些考中秀才的人,都是靠作弊侥幸成功的,许多人“写字犹如鸡脚爪,作文臭屁真不通”,文行相当不堪。只是当时的“妇孺何知?只以秀才不秀才为体面。而俗情之扰扰,更以读书不考试为鄙陋。其中之学品优劣,均置诸乎度外而已”。揆情度理,潘氏的指摘,部分地反映了其时的人情世故,但从中亦可得见,命途多舛的潘国顺之嫉妒心极强,“读书不考试”的他,实际上很在乎能否考上秀才,对这一点也相当敏感,但他却无力改变自己的命运,只能眼巴巴地看着别人出入科场,而自己则无奈地以旁观者身份,对读书应试者极尽讥讽之能事。如在《大贤》条中,他就说本县的舒某对四书五经一知半解,直到四十余岁,还是一位老童生。《秀才》条则说邻村有位汪姓的徽商子弟粗蠢无比,靠作弊考上秀才,并到处炫耀,最终落泊潦倒,却仍将“秀才”二字时刻挂在嘴边。另外,《老童妄想》条,提及一位汪某,直到六十多岁才被例赐为秀才。他痴心妄想,希望更进一境考取举人,却因科举考试客死异乡。对此,潘国顺于字里行间,透露出幸灾乐祸的情绪。

明代以来,随着中国人口的增长,生存竞争愈益激烈,许多人治生乏术,便退而溷迹于科场,以读书人自居,躲避残酷的社会现实。于是,社会上出现了大批“不士不农不工不商之人”(龚自珍语)。这些人其实既对读书毫无兴趣,也没有能力通过自身的努力科举及第。此类群体充斥于整个社会,遂形成了各种各样的怪诞现象。对此,潘国顺有一则《蒙童诗》曰:

夜痴,桃源人,不详其姓。以其性嗜书,又不喜其日间披吟,往往于玉漏频催时,独居一室,则翻阅握管,尝达天晓,故人谓之日夜颠倒,名其名曰“夜痴”。又绰其号曰“夜古董”、“书呆子”,以其自言:三日不读书,言语无味。生平落落,多愁善病,尝以《劝学诗》改之曰:孤子重不豪,药垆教尔曹;万般皆夭品,唯有短命高。……其人洒落,如此可见已!

《蒙童诗》一则被编在《扫愁帚笔谈》一书的前部,紧随在被当作全书凡例说明的《剖白》之后,可见潘国顺对这一故事极为重视。而由前揭的描摹来看,“夜痴”实在是个病态的书呆子,但却为潘氏所激赏。从某种意义上看,我们从此人的身上,实际上也可以看到潘国顺本人的影子。当时,在徽州社会出现了一大批既不甘心从事训蒙,又不能务农经商的读书人。这批人读过四书五经,自视甚高,但在现实生活中却处处碰壁。笼罩在他们日常生活中的迷雾,只能以一个“愁”字当之。此种状态,在潘国顺的《扫愁帚笔谈》中随处可见。如他在《扫愁帚笔谈丛录自叙》末了,即署作:“乙未冬夜愁来时,酒兵克之,获享坦然,于一豆灯下,乃独坐居也,时已三漏矣。”“乙未”即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是时,潘国顺已三十二岁。根据张仲礼先生的研究,在清代,考中生员者年纪最小的是十六岁,一般多在二十一到二十五岁之间。此后,考中举人的年纪平均是在三十岁。而潘国顺早已过了而立之年,却竟然连秀才都不是,心中的郁闷可想而知!他只能时时以酒浇愁,所作的随笔,亦以“扫愁”为其中心议题。

不过,潘国顺在他的文字中,总是刻意表现出一种豁达的生存状态:

了俗山人天性慈祥,素行忠恕,虽因贫困而为委吏,常有动止,丝毫不离准绳,未稍随流俗,浮沉世海也。甚至枵腹从事,亦必拘守大道。每获微赀,不使冻馁,且曰:此享天之福也,吾须体上天喜善之德。故其友弟时讥诮之,谓其何迂之甚云。

“山人”本是传统时代的诗人谒客,潘国顺自号“了俗山人”,藉此标榜自己的潇洒自在。他摆出一副清高的姿态,悠闲地信笔涂写,抒发内心的情感。在书中,他更是处心积虑地时时表现出悠然自得的生存状态。如《戊申偶志》就这样写道:

吾家当春夏之交,苍鲜盈阶,草木际天,门无剥喙,竹影参差,禽鸟幽鸣,晨对东山,见一片红霞,日光渐发,不胜精神为之一爽!朗读太史公书以浇垒块,缓步陌阡,望荒城而去。日薄西山,偶得闲钱,沽酒痛饮,循循安步,望山径而返于荒村蔓草间,偕山妻弱女,坐石榻,食菜羹,啜苦茗而已。

“戊申”亦即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潘国顺自号“倚南窗主人”,他的书斋倚南窗,即模仿陶靖节之“倚南窗”。上揭的文字颇为流畅优美,从字面上看,何其潇洒自如!生活亦何等惬意!不过,这样的文字大概只有文学爱好者才会当真,历史学家显然不应被此类的表面文章所迷惑。透过华丽文字的迷障,我们看到的是传统文人的狂奴故态。

在《扫愁帚笔谈》中,潘国顺的精神状态毕露无遗。该书卷首另有《相命自志》,其中提到:“二十七岁后,方许稍亨;五十二以后,皆不利命。即尽忠报国,反遭三尺之诛;竭力于人,只作一场说话;得钱处,有鬼来偷;吃亏处,有人扶持。一生踪迹,相命皆前定,夫复何求?”在传统中国,“穷算命,富烧香”,反映了不同生活状态下人们的心态。竭蹶困窘之人特别在乎算命,他们往往以此推算自己何时方能咸鱼翻身。“万般不如意,百事不趁心”的潘国顺正是通过算命,对个人的一生加以总结。从中可见,一生的坎坷,似乎都是上天注定。不过,他甘于命运的安排么?

在传统中国,科举制度促进了社会阶层的流动,但在这种制度下,社会上也产生出一大批的庸人和狂人。只有那些很快通过制艺,在科举场上如沐春风之人,才有可能心平气顺地从事其他的事业。否则,人们一辈子都会痛苦地挣扎在科举文网中而难以自拔。纵观潘国顺的一生,他虽然碌碌无为,却心有未甘,内心深处充满了出人头地的幻想。他在《恨事》条中就写道:“千里马不逢伯乐,天上龙顿失云雨,猛老虎猝入平阳,英雄汉困于陋巷,红花女嫁与村夫,美少年娶着老媪。我本恨人,好言恨事,薄书于此,以证诸贤。”潘国顺自比为“千里马”、“天上龙”、“猛老虎”、“英雄汉”、“红花女”和“美少年”,但在现实生活中他却举步维艰,所以对社会充满了极端的怨怼,遂将这种情绪通过随笔的形式传达出来。

与生活在盛清时代的蒲松龄不同,潘国顺身处十九世纪内外交困的晚清时期,不仅二人生活的时代完全不同,而且活动的地域空间亦大相径庭。蒲松龄生活在齐鲁大地的山东淄川,而潘国顺则生长于黄山白岳之间的商贾之乡。蒲松龄的著作主要是演绎鬼神故事,生活的艰辛,科举场上的失落,似乎并未泯灭他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因此,《聊斋志异》中的诸多作品,以生花妙笔状摹情感之幽微,曲尽性与爱的缠绵悱恻,仍不乏诗情画意与浪漫情调。在他笔下,“多具人情”的花妖狐魅,实际上曲折地表达出作者的理想与愿望。而潘国顺则不同,相对而言,《扫愁帚笔谈》系属作者的游戏消遣之作,其中的绝大多数记录更具写实性,书中洋洋洒洒、笔走龙蛇的诸多细节,在在皆反映了重商背景下大、小徽州社会的沉重与阴暗,折射出科举时代一个读书人的苦闷与绝望。

在徽州,《聊斋志异》一直备受瞩目,为许多文人商贾所追捧。现存的不少笔记、文集,皆有明显模仿《聊斋志异》的痕迹。譬如,清乾嘉年间歙县人江绍莲有《聊斋志异摘抄》一书。与此差相同时,在歙县教书的淳安人方舒岩,亦著有《聊斋志异方舒岩批本》四卷,该书对《聊斋志异》作了细致的评点,并将类似的徽州故事附于相关的篇目之下。此外,嘉道年间活跃在浙西的婺源士商江南春,也数度阅读过《聊斋志异》,其人“喜其叙事详明,笔亦大雅不群”,认为该书是“真勘破人情者”。江氏后来撰成的《静寄轩见闻随笔、静寄轩杂录》(未刊稿本)等,也有模仿《聊斋志异》的痕迹。

不过,《聊斋志异》“一直被模仿,从未被超越”。蒲松龄笔下从书箱里爬出的“蛰龙”,摹绘如生,亦真亦幻,颇富童话色彩,其间的遐思妙想,予人以一种莫名的神秘之感;而潘氏砚端其状“如丝”的“困龙”,则折射出“天生我材必有用”的庸人臆想与喧嚣尘世的狂躁。在“学而优则仕”的年代,激烈的生存竞争,使得整个社会似乎都充满了自觉怀才不遇者,到处皆飘荡着壮志难伸的悲歌……

录入编辑:洪振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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